而这点也应该是个人就挺乐意接受的。到败战为止，只要条件可能，日本海军一直维持着豪华的生活方式。军官和士兵的伙食完全不同，正餐必须穿礼服，边上还有军乐队伴奏。这点和陆军大不一样，日本陆军是有点“官兵一致”的，起码在战场上，将军和大头兵吃的是一样的伙食。

海军兵学校的学生一进校就是一等兵曹，相当于上士，这点和陆军士官学校一进校是从最下边的二等兵开始也不同。

但要是认为海兵校仅仅是享福作乐，那就错了。道格拉斯把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课程搬到日本来了，课本当然没时间翻译，也没有必要翻译——本来海兵校就把英语放在极高的位置上。老师是英国人，教科书是英语，用英语做作业，用英语回答问题。能用日语的地方，就只是偷偷在背后对这种“英语世界”表示不满时发发牢骚而已，除此之外，一切英语。当然这只是刚海兵校开始时的情形，但海兵校就一直没有放松对英语的要求，就是在太平洋战争中，军部要求抵制英语这种“敌性语言”的时候，海兵校还是坚持连查生字用的字典都必须是英英字典。

这种训练的效果呢？从最后的海军次官井上成美大将战后的谋生手段是开英语补习班教人英语这点就知道了。

江田岛海兵校基本上是英国式的，但是有一条很特别的纵向编成的“分队”制度却是从美国海军学院学来的。就是由大约40人左右的三个年级学生编成，三年级学生被称为“一号生徒”在分队里起指导的作用，二年级学生是“二号生徒”帮着一号学徒敲边鼓，所有动手化体力的活都是被称为“三号生徒”的一年级新生去干。海兵校学制三年或者是四年，所以有时还有“四号生徒”这样一个学生在校期间最多和前后7届的学生朝夕相处，而海兵校除了“坐学”就是课堂教学以外，所有的生活，训练全部以分队为单位进行，以此来培养海军的向心力和对先辈学生的绝对服从。

为什么要这样，海军有海军的特殊性。首先，海军是在茫茫大海上，要活大家一起活，船沉了大家一起死，可以说是一个从大头兵到舰长长官的命运共同体；反过来说，这些大老爷们成天挤在一个闷铁罐子里又是烦躁，不安和狂暴的一个因素，因此海军教育的第一条就是人际关系教育，这可是人家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花了上百年摸索出来的经验。

道格拉斯少校带给海兵校的另外一件东西是体育运动。海兵校在1874年，首次召开了名叫“竞斗游戏会”的运动会，这就是现在日本学校，企业等各团体每年都要开一次的“运动会”的开始。

海军兵学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了入学考试的严肃性，除了皇族成员之外，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阶级等级的任何限制。明治初年，也就是187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像海军兵学校招生公正，学费生活费全免，毕业就是国家保证终身前程的海军军官的去处，立即成为青年人最理想的去处之一，所以和陆军士官学校一样，海军兵学校也能征集到最优秀的学生，海军兵学校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在英国教官撤走以后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也没有放松，教学质量没有下降，就这样成为了世界三大海军学校之一。有了这个条件，日本海军就能够保证了军官的质量。

当然海军兵学校的教育进入了二十世纪以后实际上没有与时并进，落后于了时代，也是日本海军失败的一个原因，这点以后再说。

在培养人才的同时，海军的组织建设也在进行。明治维新主要是在萨摩藩（现在的鹿儿岛县一带）和长州藩（现在的山口县一带）的支持下进行的，所谓“萨长同盟”就是指的这件事。维新以后，长州藩执掌了陆军，萨摩藩则主宰了海军，有所谓“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的说法。日本海军发展初期的三位主要人物，先后担任过海军卿，海军大臣，主持海军军政的川村纯义，西乡从道和担任过参谋本部次长，参谋本部海军部长，主持海军军令仁礼景范全是萨摩人。

明治海军最早是军政军令统一的，海洋海面分成“海军区”海军舰船分配给分设的“镇守府”管辖。最早是1875年在横滨设立的“东海镇守府”后来移到横须贺改名为“横须贺镇守府”当时本来是还有个计划设在长崎的“西海镇守府”的，但一直没设立起来，倒是在1889年又加上了吴和佐世保两个镇守府，成为三个海军区。1901年又设立了舞鹤镇守府，成了四个海军区。

原来还曾经计划在北海道的室兰设立一个镇守府，但没有实现。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还设立了一个旅顺镇守府，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1914年才撤销。

和1878年就从陆军省独立出来的参谋本部相比，军令部从海军省独立出来是15年后的1893年，而且一开始的名称还是“海军军令部”把“海军”这个定语去掉又花了40年，到1933年才成了“军令部”笔者在《军国幕僚》中讲过参谋本部从陆军省独立从而形成日本陆军军政军令分离的来龙去脉。在陆军军政军令分离的时候，海军还没有分离，这裏面最大的原因就是陆军军政军令分离的直接引发因素是被称为“竹桥事件”的兵变，而海军和陆军不同。陆军随便有几个人拿了枪就能造上一反，而海军不是全舰一致就开不动那艘军舰，就算你全舰一致，码头上不给你加煤，你也就是个浮在水面上的铁盒子而已，所以兵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在一开始军政军令分离时就没有考虑海军。

所以参谋本部独立的时候，海军连参谋部都还没有，相当于参谋部的一部分职能由海军省军事部在执行。日本陆军的参谋制度和以后的军政军令分离是从德国引进的，而日本海军是学的英国，所以一开始在组织上没有参谋部也很正常。到现在英国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没有“参谋部”这个名字，英国皇家海军更为邪门，虽然没有海军参谋部，但海军大臣（也叫“首席海军卿”FirstSea Lord）居然同时是“海军总参谋长”（Chief of Naval Staff）也不知道这个“总”从何而来。

但海军看着陆军有个参谋本部比较眼红，海军军事部也要从海军省独立来个“海军参谋本部”遭到了从德国引进参谋本部制度的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的坚决反对，理由是陆海战的性质不同，陆军是主力而海军只是支援力量，大家一人一套参谋只会没事就扯皮。陆战是智慧的战场，海战只是训练的战场，陆将要学的多，海将只要会航海就行……反正海军弄参谋部没有任何必要，这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有参谋部的。

其实陆军的坚决反对，理由并不在表面上说的那些车轱辘话。参谋本部是天皇的幕僚部，好不容易弄到了这个位置的陆军绝不容许海军来分一杯羹。当然陆军也弄不清楚海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才有海军简直都不配弄个“参谋”的位置这一邪门理论。据说是陆军没了参谋打不了仗，陆军参谋能构思出精彩的作战方案出来，而海军的所谓“参谋”不就是抄抄写写的文书员吗？在陆军眼里的海军就是个操纵机器的工匠，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发挥的余地，你的参谋再能干，水兵训练得再好，速度是十节的军舰你开不出十一节出来，3000米射程的大炮你打不到3100米去，海军打仗不就是大家一字排好了，大炮开口说话，谁的口大谁赢，有什么“战争艺术性”可言，现在就这么一拨工匠也要学陆军来搞什么参谋制度，你说可笑不可笑？

参谋部不希罕，但是诸军种的联合参谋部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挺新的时髦玩艺。现在大名鼎鼎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其实是1942年6月20日才成立的。大国中军种间联合参谋部较早的是英国，成立于1939年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的起源也只好追溯到1923年成立的皇家防衞委员会（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就为止了。

但是一般被认为没有什么创造力的日本人倒早在1886年3月就捣鼓出来过一个“统合参谋本部”来海陆全管，但刚过两年就又分了家。回顾一下这一段刚拼好铺盖就分炕的历史对于了解日本海军是很有帮助的。笔者在《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裏面讲过一点那段历史，这次从海军的角度来看看那段历史。

陆军反对海军参谋部，就连海军都不是人人喜欢参谋部。首任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就不喜欢什么参谋部，因为西乡从道是陆军出身，其实不懂海军。他在当着海军大臣的时候，军衔还是陆军中将呢，后来才混上元帅海军大将的。当时有个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海军大尉叫黑冈带刀的是个海军参谋部最积极的鼓吹者，这位在1881年升了少佐又去当驻英武官的时候，说动了当时的海军卿川村纯义。在黑冈那儿，被桂太郎作为反对成立海军参谋本部的理由，全成了应该赶快立即成立海军参谋本部的理由：日本是海国，有了战事海军是先锋，先锋没有了参谋本部怎么办？大家都是天皇陛下的战士，人人平等，为什么陆军有的海军没有？

黑冈干脆就来了个狮子大开口，提出干脆来个“统合参谋本部”下分陆军部和海军部，参谋总长由陆海军轮流坐庄。黑冈本来就是想用这些条件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地换取陆军的让步，谁知道被当时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听进去了。伊藤博文虽然不是军人，但利用他的声望和人望，愣是说服了陆军收留了海军成立了一个“统合参谋本部”首任参谋总长是有栖川宫炽仁亲王，陆军部长是曾我佑准陆军中将，海军部部长是仁礼景范海军中将。看过《有一类战犯叫“参谋”》的都还记得，这彪人马除了山县有朋不在了几乎就是当年在“西南战争”中去打西乡隆盛贼军的那原班人马。

都是老相识了，应该还好打交道了吧？不，首先海军大臣就不感冒这个倒头的“统合参谋本部”想想也是，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平起平坐，可是参谋总长是陆军。这就显得海军要归陆军管了，低人一头。那么陆军该满意了吧，也不满意。陆军不满意的理由更荒唐，日本陆军当时分成“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区别就是在“外征军备”这个问题上，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大山严全是主流派，主张扩充军备对外战争。而这个参谋本部陆军部的先后两任部长曾我佑准和小泽武雄全是反对扩张的非主流派，“既恨和尚，祸及袈裟”主流派们捎带着连这个位置也讨厌了起来，干脆撤了那个倒霉衙门，不给这些日奸们官做，这就弄得所谓统合参谋本部只活了两年就一命呜呼了。曾我中将也被赶去了预备役。

撤销了统合参谋本部，陆军把“参谋本部”的大名给带回去了，还坚决反对加上“陆军”这一个定语，因为《参谋本部条例》裏面明文规定：“参谋总长是帝国军队的参谋总长”也是你们海军的，干吗要加上一个“陆军”的限定语？要加你们自己加。只能忍声吞气的小二子海军在用了几年“海军参谋部”以后干脆就不要“参谋”这两个字了，叫做“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彻底划清界限。

界限划得非常清楚，凡陆军的规矩海军就不用。陆军办了个“陆军大学校”说是不是陆大出身的人就不能当参谋，海军就没有那条规定，谁都能当参谋。

当然到了最后海军参谋还是几乎被海大毕业生被包圆了，但只是“几乎”“神风攻击队之父”大西泷治郎中将就考了两次没考上，可最后还是军令部次长，就是说海军没那条硬性规定。

不管怎么说，海军的组织一直到日俄战争之后并没有什么军政军令二元化这么一说，所有权力基本都在海军省手里，一切都很健全，看不出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有了高质量的军官，有了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如果再有了军舰武器硬件，只要稍以时间，熟悉了武器装备性能以后，一夜之间的飞跃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内乱不断，到1884年为止，包括佐贺叛乱，荻叛乱，神风联叛乱，西南战争等内战和骚动什么的合计起来居然有162起。

政府疲于奔命地到处镇压，军费几乎全部被陆军花完，海军在军舰的扩充上面的要求无法满足。所以日本海军一直到十九世纪70年代始终圆不了从胜海舟开始的“大海军梦”但在1871年台湾“牡丹社事件”以后，事情起了变化。那年10月一艘琉球渔船在海上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东南部八瑶湾，登陆的66人因和台湾土着人发生冲突而被杀害54人，剩余12人在当地汉人求助下由大清官员转道福州回国。

1873年明治政府外务卿副岛种臣前往中国交涉，总理衙门行走毛昶熙一开始的回答还像话：“二岛（指琉球与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和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

但毛昶熙在看到日方出示的死者中有四位日本渔民的证据，并扬言琉球属于日本版图以后居然改言“（台湾）生番系化外之民，伐与不伐，贵国自裁之。”

留给了日本一句可以向“无主番界”出兵的话柄。

当时执掌大权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立即成立了以大隈重信为长官的藩地事务局，事务局长为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从英美急忙买了两艘商船，装上大炮作为军舰，准备攻打台湾这块“无主番地”但和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的参议木户孝永强烈反对出兵台湾，加上英美诸列强也不同意，内阁决定延期出兵。但在长崎待命的西乡从道拒不受命，率领三千名官兵在1874年5月2日出兵，5月6日在台湾南部登陆。这次行动在历史上被称作“西乡大暴走”开了日本军人在近代史上“下可上”反抗政府的先河。

5月下旬，大清派船政大臣沈葆桢来台，并调淮军六千人赴台作战。后来在英国公使威妥玛斡旋之下中日之间达成《北京专约》清廷糊里糊涂赔了日本人50万两白银不算，还承认了日军出兵是“保民义举”这就给了日本日后认定琉球是日本属地的根据。第二年开始日本开始处分琉球，并在1879年强迫琉球国王移住东京。

但清廷并未放弃琉球主权，一直到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才不再主张。

这次日军的出兵台湾在东亚海军史上引起的后果就是清日两国同时进入了扩张海军军备的时代。

西乡从道在这次出兵之后感到了充实海军军备的必要，从陆军中将转到海军中将，并且说服政府把海军的预算提到到了陆军的一半。1875年当年就花了当年海军预算的90%，311万日元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和“比睿”号三艘军舰，到1878年投入现役。这三艘军舰都不到四千吨，按当时欧洲国家所保有的万吨左右级别的战舰标准，实在不能算什么战舰，所以后来日本人自己也把这几艘军舰只算成“海防舰”但是在1885年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两艘7200吨的铁甲舰编入现役以前这三艘军舰一直是亚洲国家所唯一保有的近代化装甲舰。

到1890年随《大日本帝国宪法》同时公布的《海军条例》出台时，日海军已经拥有了“高千穗”“扶桑”“大和”“葛城”“武藏”和“浪速”等六艘海防舰的“常备舰队”和一些过时陈旧的舰只组成的“演习舰队”1891年举行了第一次由常备舰队扮演进攻一方的“东军”对演习舰队扮演防守一方的“西军”的海军大演习。演习后举行了第二次海军检阅式，和六艘军舰，排水2400吨的第一次海军检阅式相比，这次的阵容达到了19艘军舰，排水三万吨，23年海军增长了15倍。

可是面对北洋水师的“定远”和“镇远”这三万吨的海军还是像纸糊的一样不堪一击。这就是伊东佑亨看了“定远”和“镇远”后发愁的由来。于是日本举国上下从明治天皇开始剔肉以助海军，1893年仁礼景范海相会同枢密顾问官桦山资纪向议会提出的建造甲铁舰两艘，巡洋舰，轻型巡洋舰各一艘，建造费共1955万日元被议会否决。但2月10敕日明治天皇发布《建舰诏》内容为六年间每年减少内帑30万日元（20万两白银）文武官员一律减俸一成，以助海军造舰。议会只好再次通过一个六年内拨款1808万日元的预算。

国民也是踊跃捐献，终于筹起来了建造能够和定远和镇远抗衡军舰的款项。定购了战舰“富士”“八岛”巡洋舰“明石”和“宫古”联想到当时的西太后在满心欢喜地要做寿，真不知道让人说何是好。记得有一年一位日本教授从北京回来让笔者去看他拍的录像，当看到颐和园的石舫时，那教授特地加了一句：“据说是托了这个石舫的福，日本才赢得了日清战争”笔者无言以对，只能期望此等悲剧不要二次重演。

但这几艘军舰并没有赶上参加甲午战争，参加甲午战争的是从1888年开始的“四景舰”计划。

为了对抗7200吨，装甲厚度305mm，配备两门30.5厘米双联炮的这两艘巨舰，日本海军的对策是不管怎样，首先在大炮上要胜过定远和镇远，起码在数字上要超过去。这就是那个“四景舰”计划。所谓“四景舰”是以日本四个观光名地命名的四艘装甲巡洋舰“松岛”“严岛”“桥立”和“秋津州”负责设计的法国工程师埃米尔·贝当开始时考虑到日本仅仅拥有4000吨级船坞，从而想以法国的防护巡洋舰为蓝本，建造一种配备多门中口径火炮，增加动力性能的高速巡洋舰，但被满脑子定远镇远的日本海军拒绝。

贝当没办法，只好在4000吨的船身上把32厘米单联重炮愣塞下去。作为代价的是削减装甲厚度和动力出力，打个比方说就是给小孩一支大手枪。这门32厘米单联炮只要旋转方向或改变倾角都会使船的重心发生变化，东倒西歪，而开炮的后坐力又会使得船偏离行驶方向，就是说基本上就只能用来壮壮胆。

能壮胆就行，就这么不由分说地在法国造了“松岛”和“严岛”到第三艘第四艘的时候，干脆在1888年自己在横须贺海军造船所造了。这种国产化的措施引起了贝当的极大愤怒，在合同还没有满期的情况下回国，不管了。日本人到最后还是把“桥立”号造了出来，到第四艘时还是修改计划，回到贝当开始的设计思想，造成了一艘排水量3150吨，配备四门15.2CM单联炮，6门12CM单联炮和8门4.7CM单联炮，速度达19节的高速巡洋舰。这样原来计划中的“四景舰”就成了“三景舰”到1894年“桥立”和“秋津州”编入现役时，日本海军虽然还没有和北洋水师开打必胜的把握，但自己觉得已经不那么害怕了。

对日本来说，海军的最后准备完成就是万事俱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