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最终裁军方案（单位：吨）
从整体上来说，日本应该满足于这个方案，所以财部彪就自作主张代表日本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签了字又怕负责任，和国内联系说本官是没有办法了，只好被那些鬼畜们逼着签了字，你们要是不认，你们再想办法。
军令部当然就明确表示不同意，和财部彪干上了，好戏就从日本政府签署了条约以后开始。
政府签了字并不表示条约开始生效，要正式生效日本政府还必须得经过议会，贵族院和军事参议院的批准。
不说财部就是海军一霸，但也确实是个牛人，山本权兵衞的女婿，加藤友三郎的心腹，这样的牛人，军令部长加藤宽治也敢反？敢，人家的后台不比山本权兵衞差。
财部彪吊床号高，丈人又狠，所以晋升快。但是财部彪不是晋升最快的，还有人1892年毕业，1921年就晋升了大将的。这位日本海军中晋升最快的就是伏见宫恭博王。
创造和保持了日本海军纪录，毕业29年升大将的这个伏见宫是皇族，国家就是他们家的，没事当大将玩也是他们自己的家务事，和别人无关。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财部依然是超级牛人，但是从这个角度观察日本并不一定合适，皇族军人不管陆海军，只要能活着都可以升到大将，死了还能进元帅府，但在绝大多数场合那就是个太监的摆设玩意，没用处的。比如说好几任参谋总长是皇族，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小松宫彰仁亲王和闲院宫载仁亲王，其中载仁亲王从1931年到1940年当了10年参谋总长，但一说那个时代就是“参谋次长”不太听到“参谋总长”总长是干吗的？橡皮图章。
但这个伏见宫博恭王后来当军令部长时楞把个摆设的皇族职位给弄成了现实，他把“海军军令部”给弄成了“军令部”又把“军令部长”给弄成了“军令总长”这不光光是玩文字游戏，这是动真格的，伏见宫楞把海军的军政和军令像陆军一样给弄成了二元化。伏见宫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和他的出身经历都有关系。
“伏见”是宫号，“博恭”是名字。有宫号说明是皇族，但只是“王”而不是“亲王”说明他只是天皇的远亲。只有天皇的至亲骨肉才是“亲王”名字必须是什么什么“仁”远了就只是“王”名字也可以胡乱起，亲王和王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决不能错。至于这个博恭王和昭和天皇的血缘关系则不在此讨论，反正不太近。伏见宫1886年4月进了海兵16期，可是9月份就退了学，去德国弗伦斯堡海军学院留学。理由不清楚，估计是受不了海军兵学校那种对皇族的照顾。
昭和天皇的亲弟弟高松宫宣仁亲王是海兵52期的，那一期还挺出人才，出谋划策和赤膊上阵炸珍珠港的两位，源田实和渊田美津雄全是这一期的。
1987年高松宫死后人们发现了他的日记，日记中有关在海兵的那段日子就是哭天抢地。不能和其他学生住在一起，皇族住单个小院，身边配有专职教官，全是大佐级别，还都牛皮轰轰的，成天不离左右，走快了要挨骂，走慢了也要挨骂，和人说话，别人说什么无所谓，只要用了敬语就行，而高松宫呢，政治话题不能说，社会话题不能说，花姑娘话题当然就更不能说了，一说准挨骂。
时间一长，同学们看他成天挨骂挺可怜，于是都躲着他，省的帮他招骂。可能伏见宫也就是受不了这个才要去德国的。
伏见宫在德国不是镀金，而是实打实的受教育。读完了海军学院以后还上了研究生班。
回来以后又在海上干，因为反正不是什么至亲，天皇也不希罕，别人当然就更不管了。日俄战争黄海海战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成了英雄。有了这样的学历，经历，资历再加上血统，流氓会了武术，谁还能挡得住？
伏见宫和小加藤又是个什么关系呢？加藤宽治是福井人，伏见宫有一块离宫在福井，老伏见宫的贞爱亲王是陆军大将，但想把长子弄去当海军，夏天去离宫时就把福井县离得近的海兵学生加藤宽治找来陪小伏见宫玩，当时小伏见宫14岁，加藤宽治19岁。
日俄战争的黄海海战中，伏见宫是三笠号后炮指挥官的少佐第三分队长。
伏见宫受伤以后拒绝了军医的救治，让军医先去处理重伤员，是赶来的炮术长加藤宽治少佐把他楞抱下去的，战后加藤宽治出任驻英国武官，伏见宫正好也由军令部派驻英国，两人的关系比平常人想象的还要铁。
而姑爷财部亲王呢？在海军里没什么好评，这次去伦敦谈海军军备，这位姑爷居然把老婆一起带了去。这种在欧美可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在当时的日本是不可接受的，海军的最长老东乡元帅就说了：“去谈判就是上战场，带了家主婆上战场是怎么回事？”
所以小加藤不怵什么财部彪，再加上财部彪的丈人，78岁的山本权兵衞现在也就是隐居在家，对任何问题都不發表公开意见，仅仅私下对上门拜访的外务次官吉田茂说了一句：“会谈一定要成功，大家一定要让步”3月17日，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在各报的晚刊上發表了一篇名叫《海军当局的声明》的文章，明确表示：“日美妥协案是对美的单方面让步，是美国想把日本束缚在60%上的阴谋，海军当局决不承认这个提案”全日本都傻了：海相签了字的方案，怎么又跑出来了一个“海军当局”不同意这个方案？这个海军当局到底是谁啊？
这个海军当局就是军令部长加藤宽治，次长末次信正和他们的后台，军事参议官东乡平八郎和伏见宫。
同一天，加藤宽治给财部彪发去这样的电报：“整体来说美国对日本的让步已经接近于七成，但是否定日本对潜水艇的要求就充分说明了美国的狡诈，日本没有接受美国方案的余地”4月23日，贵族院和众议院开始讨论这个伦敦条约。25日在野党政友会干事长鸠山一郎在众议院扔出了重磅炸弹：“国防立案是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政府置统帅权不顾，蹂躏和变更天皇辅弼机关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乱暴的政治冒险”这就是所谓“统帅权干犯”问题的由来。
这件事正好赶上日本全国军国主义化的好时机，一个本来是兵力准备数量的单纯技术问题，就这样给海军强硬派，陆军参谋们和别有用心的政治家们上纲上线，炒作成了一个有关尊不尊重宪法，忠不忠于天皇的政治问题。
笔者在《军国幕僚》中说明过日本军队的指挥权，也就是这个统帅权归天皇所有，天皇通过参谋本部指挥军队，参谋总长就是天皇的幕僚长，这是所谓军令系统。但实际上参谋总长管不到海军，海军的军令归军令部管。另一方面军队的组织则算军政系统，由天皇通过政府的陆军省和海军省进行管理，这就是日本军事组织上有名的军政军令二元化。通俗地说就是政府管招兵养兵，但管不到用兵，用兵归军令，归军队自己。陆军和海军之间当然是完全两元的，谁看谁都是生死仇人，陆军内部的军政军令是完全两元化的，但日本海军一开始却不是这样。
海军虽然有军令部，但是因为山本权兵衞这个海军最大的大佬长期担任海军大臣，军令部在山本老大面前抬不起头，所以长期以来和陆军不一样，海军的一切都是归海军省说了算，军令部就是制定个训练计划，作战计划什么的。
陆军的三大衙门是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训练总监部，海军的三大衙门却是海军省，联合舰队和军令部，像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所表现的那样，具体作战由现场的联合舰队说了算，军令部就沦落到有点像陆军的训练总监部，只能管管练兵。
作为海军军令部门的军令部当然做梦都想变成参谋本部那样的衙门，好不容易的机会来了还能不赶快利用。5月15日财部彪从伦敦回到东京的当天下午，加藤宽治就向财部彪提出辞职，并向财部彪出示了《弹劾浜口内阁上奏书》要浜口和财部对“统帅权干犯事件”负责来达到废弃伦敦条约的目的。
6月10日加藤趁向昭和天皇上奏的机会，向昭和天皇面呈了辞职书，在此之前的5日，末次也趁给天皇讲课的机会，贩卖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第11条和第12条，就是这个统帅权问题，官司就一直打到了昭和天皇那儿。
因为天皇没作声，所以后来在西园寺公望，冈田启介的斡旋下，以财部彪也辞去海相的条件，众议院，贵族院和军事参议院还是通过了伦敦条约。这样这个“统帅权干犯”就暂时没人提了。海相和军令部长辞职，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中将和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中将被免职，海军人马大换班。海相换成了安保清种，军令部长换成了谷口尚真。
但事情还没有完。1930年11月14日，浜口首相在东京火车站被一个名叫佐乡屋留雄的右翼分子打了黑枪，由于伤重不治，九个月以后的1931年8月死亡。
谋刺一国首相的凶手没有受极刑。凶手的罪名居然只是“杀人未遂”理由是据说浜口首相身上有一种一般人身上没有的细菌，是这种跑到伤口里去使得枪伤治不好，所以佐乡屋留雄的谋刺和浜口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合着浜口首相的死亡不是他杀，而是自杀。
当时日本就变得这么怪里怪气，随便什么首相大臣都可以拿来随便杀着玩，而且不需要负责任，杀了高官就是英雄。行刺滨口的凶手没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十年前的1921年11月右翼恐怖分子行刺原敬首相，凶手也没事。法庭说凶手中冈艮一只有19岁，还没成年不懂事，长大了兴许就不乱杀人了，重在教育，给赦免了。赦免以后的中冈艮一去了哪儿？在满洲大连的关东军司令部做内衞。
这位谋刺浜口幸雄的佐乡屋留雄一直到战后还是着名的右翼人士，1954年和原来血盟团的中心人物井上日召一起组织右翼团体“护国团”并且担任团长，1959年又担任有大右翼儿玉誉士夫参加的“全日本爱国团体会议”简称“全爱会议”的首任议长。
军人看出便宜了，杀总理，杀大臣原来能成英雄。这一下连体制内的军人也跟着一起上了。1932年5月15日，四名对伦敦裁军条约不满的海军下级军官和五名陆军士官学校学生闯进首相官邸，暗杀了犬养毅首相。
无论从什么角度上来说，犬养毅都不是军国主义分子。在关东军发动9.18事变，挑起中日十五年战争的恶劣环境下，犬养毅还是在尽量压制陆军，同时在寻找中国的路子想和平解决满洲问题，甚至为了把被关东军查封了的张学良私人财务还给张学良而奔走，应该说他是个好人，起码不是坏人。
但是最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好人的坟墓是自己掘的！“统帅权干犯事件”中最早跳出来，跳得最欢就是他。他当时是政友会总裁，为了能够打倒执政的民政党，推翻浜口内阁而执政而不择手段，同枢密院院长平沼骐一郎，军令部长加藤宽治，次长末次信正，结成反内阁的“神圣同盟”终于在1931年12月坐上了首相的宝座。但是也必须指出，犬养毅的所作所为，最后埋葬了日的政党政治，从而无意中在日本的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的进程中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政治家经常会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但是不择手段的政治家所得到的后果往往也是自己都料想不到的。
日本海军就是这样围绕着这个“八八舰队”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自身的军国主义化。
海军分裂成了两派：赞成军备条约的“条约派”和反对军备条约的“舰队派”这次分裂的后果很严重，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太平洋战争时期联合舰队的人事安排。山本五十六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后挑选福留繁担任联合舰队参谋长的原因就是要做出团结舰队派的姿势，而第一航空战队司令长官南云中一的任命也有南云中一在那次口水仗中是铁杆舰队派的原因。
笔者是不是在无限上纲，是不是一定能以赞成或反对伦敦海军军备条约来划分是不是军国主义分子？
能，来看一下1934年3月1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末次信正中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的演说吧：“眼下时局的中心是满洲问题，今后海军裁军问题也会和满洲问题一样成为时局的中心。满洲能有今天是日本陆军的功劳，但是陆军之所以能够不屈服于国联的抗议，无视美国的恫吓而无后顾之忧，是因为海军有着掌握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实力。有关海军实力消长的裁军问题和满洲问题是决不可分而视之的互为因果表里的关系。”
末次信正点出了问题的实质，这个海军军备问题就变得很清楚了。
和日本陆军不同，日本海军起码在一开始，到二十世纪30年代为止还不是那么军国主义的。怎么后来就一下子就会成了一支军国主义的队伍，肯定有原因。把责任推到整个社会甚至全世界的大环境上去是一个方法，但是大环境也是一个个的活人创造出来的，在同样的国际大环境，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更不用说日本海军还有其本身的特殊原因了。
日本海军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原因，在日本海军基本上还是一支正常的军队时就已经种下了。只不过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原因被环境所诱发而已，一般来说公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的日本海军军国主义化的两大动力源一个是东乡平八郎，另一个则是伏见宫博恭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海军发生了日本海军史上最重要的人事变动，首先是1931年12月大角岑生接替安保清种出任海军大臣，后来是1932年2月伏见宫接任谷口尚真出任军令部长。
海兵24期吊床号第三位的大角岑生学习成绩不错，但其他方面就没人知道。日俄战争，他带着人去参加堵塞旅顺口，半路上机械出了故障，糊里糊涂地就回来了。他当时是老爷战舰桥立的航海长，连甲午战争都出不上力的桥立，到了日俄战争就更是条溜边的黄花鱼了，整个日俄战争，大角也就这么糊里糊涂混了过来。
就凭着他的吊床号和混功，大角就这样一直混成了海军大臣，甚至混成了贵族。9.18事变以后论功行赏，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军大臣南次郎都弄了个子爵当，成了华族。大家定睛一看，怎么这个大角岑生也成了子爵？据说叙爵位不光按战功，是按年次来，哪年有人立了功，天皇要赐爵位，那年的人全跟着沾光，别看大角岑生在1931年裡只当了最后27天的海军大臣，只要是1931年就行。陆军的荒木贞夫虽然在9.18事变里出了力，但真正的赐爵位的理由也是当了最后27天的陆军大臣，日本这种荒唐事特别多。
这个华族可不是好玩的，比那个中看不中吃的大佐将军什么的要可口的多。将军退休战死了就没了，不会说你们家再出个人顶缺，华族是世袭的，子孙万代有的做。进帝国大学难不难？华族子弟白给，问题是人家还不想去呢，人家要进学习院，嫌和平民子弟一起混没了身份。华族最好的优点是能来钱，像公爵，侯爵满30岁就是贵族院的终身议员，其他伯子男爵七年一次互选，这不都是有俸禄的吗？有人可能不服气，说华族有钱怎么天皇老要去救济华族？那些要救济的都是些老公家下来的华族，土头土脑只知道要脸面而不去弄钱，可这帮新贵华族的字典里保管没有“穷”这个字。当然新贵华族们都在官位上，自然有钱，但是他们真要是不要了面到处借钱不还你还真没治，有条《华族财产保全令》就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扣压封存华族财产，借给华族钱就算你送的。
但是后来来了个麦克阿瑟，那执照当然就全部被吊销了。
大角岑生一辈子在混，而且混得很好，因为他深知混的诀窍就是不要犯政治错误。
1932年初就是1.28淞沪抗战。上海公使馆陆军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佐受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委托，在国际大都市上海策划“袭击日本僧侣事件”来转移国际视线。
板垣和田中都没有事先和海军打招呼。对海军来说这也算是一次突然袭击。对这次突然袭击的反应，大角海相和谷口军令部长截然不同。
日本在上海几乎没有陆军兵力，能指望上的就是海军。日本海军最早在华的舰队是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编程的南清舰队，以上海为基地，包括新高，对马和和泉这三艘巡洋舰以及两艘在上海制造的炮艇隅田和伏见，司令官是寺垣猪三少将。辛亥革命以后日本想趁乱扩大在扬子江流域的权益，将南清舰队改名为第三舰队，增加了便于在长江内河行动的河防炮艇。第一次大战爆发后中国北洋政府宣布中立，由于交战国不能在中立国保持兵力，所以回得了日的巡洋舰回了日本，其他河防炮艇在上海被解除武装，第三舰队解散。解散时的司令官就是姑爷亲王财部彪中将。
但随着北洋政府在1917年12月取消中立而加入协约国以后，日本舰队再度复活。这次编成的舰队基地还是在上海，但名字叫“第一遣支舰队”直到10年后的1927年又日本海军又编成了一支基地在青岛的第二遣支舰队时人们才知道原来为什么有个“第一”1932年“12.8”事变以后，这两支舰队统一起来又重新编成了第三舰队，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海军又编成了第四舰队派往中国，和原来的第三舰队统编成为“支那方面派遣舰队”简称“遣支舰队”事变以后大角發表的谈话含含糊糊，但是强调了“上海有27000日本人”你怎么解释都行。但军令部长谷口不同，在2月1日的有关上海局势的军事参议官会议上坚决反对扩大事态，理由是事态的扩大很可能导致和英美发生战争。
谷口的态度使出席会议的东乡平八郎发了火，大骂军令部长。
年轻时是闷嘴葫芦的东乡平八郎以后也不太说话，退休了以后就更不多管闲事了。但是山本权并衞由于西门子事件被赶出海军以后东乡活跃起来了，特别是华盛顿会议以后更是以海军最长老自居，什么事都有了他的一份。
东乡对谷口一直深恶痛绝，原因起于9.18事变。9.18的时候，谷口明确表示反对，理由还是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肯定会导致和英美的全面战争，要和英美开战至少还需要35亿日元的军费，这笔钱上哪儿去找？老老实实獃着是正经。当时东乡拍了桌子：“军令部每年在制定对英美作战方案，怎么到了这个时候反而说不能和英美开战？”
谷口尚真大将的长子，海兵64期的谷口真少佐曾经回忆说前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大将在1960年曾经把他喊去说：“趁我还有力气说话的时候想过你说一句话：当年全部海军就你父亲一个人在反对打仗，如果当年听了你父亲的话，日本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当年的日本是容不下谷口的，当年的日本注定了要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从东乡开始的海军打定了主意，拿下谷口，代之以伏见宫，那是1932年2月2日的事情。
要拿下的不只是谷口大将，这时开始一连串人事更迭后来被史学家称为“大角人事”因为这些人事更动全部是在大角当海相时进行的。和人事权掌握在参谋本部，到时候只要陆军省和训练总监部点个头的陆军不同，海军的人事权全部集中在海军省人事局，这点一直到最后战败海军省解体为止，所以虽然这些人事变更的主谋是加藤宽治和末次信正，后台是东乡平八郎和伏见宫博恭王，但恶名就是当着海军大臣的大角岑生给背了。这些人事变动的主要内容是条约派的财部彪大将，谷口尚真大将，山梨胜之进大将，9.18事变时的海军省军务局长寺岛健中将，伦敦会议时的军务局长堀悌吉中将，驻美武官坂野常善中将等十来名将官在从1933年到1934年不到一年之内全部被编入预备役，海军被舰队派彻底把持。条约派的将官几乎一个不剩。
后来的米内光政，井上成美等几个经常被人划到条约派中去的那几个人实际上当时并不是真的条约派，米内光政当时是镇海湾要塞中将司令官，不在中央机关，在重要政治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井上成美还仅仅是海军大学校大佐教官，属于小巴腊子，而山本五十六少将则是不折不扣的舰队派，这点以后再详细说。
伏见宫当上军令部长以后的动作，首先就是通过1933年9月的《军令部令》和《陆军省军令部业务互涉规程》把“海军军令部”这个从1893年开始用了40年的称呼去掉了“海军”这两个字，改成了“军令部”“军令部长”的称呼也变成了“军令总长”日本人喜欢玩文字游戏，比如在战败无条件投降时为了“降伏”这个字参谋本部和外务省还在扯皮，但这一次不是一般的文字游戏，而是有具体内容，新的军令部在海军业务上相当于和参谋本部在陆军业务中期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和参谋本部同等了。
长大了的军令部首先干的就是搅黄第二次伦敦军备谈判和撕毁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
1935年，第二次伦敦海军军备会议开幕，日本人这次是主动出击。提出的条件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所以要撤销比例限制。大家要讲和平，尽量裁减军备，干脆把战列舰，航空母舰全部裁了，留点巡洋舰看看海岸线就行了。
意思就是，把西太平洋给日本。因为真要是合了日本的意，英美就再也打不到远东来了，日本人可以在这裏为所欲为。
当然是不可能滴，于是这个第二次伦敦海军军备会议从一开始就已经夭折，在预备会议的时候就宣布休会了。至于那个讨厌的华盛顿条约则在前一年的1934年12月29日，由驻美大使斋藤博照会赫尔国务卿，按照条约规定，在满期两年之前宣布不继续延长。
1934年12月22日，舰队派的最强硬人物加藤宽治大将在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废弃华盛顿条约以后，参拜了位于多摩墓地的5月30日刚刚去世的元帅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的墓地，向他报告东乡晚年的两大心愿，统帅权独立和废除军备条约已经胜利完成，大将可以安息了。
日本海军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已经完成了军国主义化，正在准备再赌一场。
可是物理硬件上的准备怎么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