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月20日。
在县委办公楼四楼会议室，陆铮主持召开了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青龙县政府党组会议。
参加会议的县政府党组成员有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谭悟思，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王泥浜，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县计经委主任王旋风，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王明、张国文、王书文、霍晓静，县政府党组成员、县公安局局长高志凯，县政府党组成员、政府办主任汪嘉宾等。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仍旧是涉农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指出：我国农村已开始走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农业和农村工业必须协调发展，把“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有机地结合起来。1986年农村工作总的要求是：落实政策，深入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为达到这一总要求，必须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坚定不移地把以农业为基础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依靠科学，增加投入，保持农业稳定增长；深入进行农村经济改革；切实帮助贫困地区逐步改变面貌；加强和改进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马头营乡乡党委书记、代乡长赵平凡列席会议，他也是唯一一个与会的非县政府党组成员，显然，这位乡党委书记成了陆铮县长面前的新贵，而陆铮，也毫不掩饰对他的偏爱。
“平凡，你说说，你们乡那个小公社怎么搞？我看倒是和1号文件遥相呼应嘛，深入进行农村经济改革的一个探索，我认为很有意义。”陆铮笑着看向赵平凡。
第一次参加县政府党组会议，更被陆铮点名发言，赵平凡心裏微微有些紧张。
但他知道，陆铮县长提拔他，是顶着很大压力的，他无论如何都要把工作做好，不能令陆铮县长坐蜡。
古人说知遇之恩，但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深刻理解这种会令人产生“不惜一死已报君恩”的感情。
从受排挤靠边站的副职干部到现今领导一乡水土，管理全乡上万农户的吃喝拉撒，责任虽大，却能尽情施展自己的抱负。
这些，都是陆铮县长给予他的，赵平凡心裏，很清楚。
所以，虽然是第一次在这许多县领导面前发言，虽然微微有些紧张，赵平凡却仍然固执的放下了手中的笔记本。他一向不喜欢照本宣科，虽然，拿着稿子念可能更稳妥些。
“首先，我认为，集体农业经济并没有消亡，而是在蓬勃发展。”赵平凡第一句话就石破天惊，会议室里的干部有的交头接耳议论几句，有些觉得赵平凡不知所云，也有人饶有趣味的准备往下聆听。
高志凯心下冷笑，真不愧是陆铮的嫡传弟子，最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样的调调，这师徒俩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赵平凡继续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的村办企业、大队企业，当然，现在称为乡镇企业，从全国来说，很多这种企业都迸发出了勃勃生机。缺乏明确私有产权的乡镇集体企业却有非同一般的实际表现。这说明，当竞争打破预算软约束从而改变了经营者的激励结构时，即使不具备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同样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率。”
“农业经济，实则是同样的道理。”
“过去，我们的农村合作经济会垮掉，原因很多了，陆铮县长發表在市内参刊物《红星》的文章相信各位领导都有阅读，也定然有很深刻的体会，现在，很多桎梏，很多制约我们农业发展的因素都已经不复存在，农村合作经济的最大问题，现在主要便是如何调动社员劳动的积极性。”
“对于农村合作组织的生存能力和效率，有学者认为，只要保留农民的退出权，从而使勤劳的成员可以凭借退出行为，而对具有偷懒动机的成员形成有效威胁，即可达成不同成员之间的有效合作并提高农民合作社的效率。”
“但通过我在农村工作的经验，我觉得，实际上单个农民不可能因为惧怕由于勤劳农民的退出使合作组织散伙而不敢偷懒。”
“提高农村合作组织内个体成员的效率，我认为，还是应该学习乡镇企业，引入竞争机制，比如工分制，我们可以进行改革，实现真正的按劳分配；还有一种模式，就是实现大集体下的小承包，每家每户承包大队一定的责任田，最后按田地收成等等取酬，但整个小公社的田地布局，由几个大队统一安排，这样，既可以降低小农经济下的农耗成本，又可以提高个体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
陆铮做个手势，说：“我插一嘴。”琢磨着说：“平凡，你还有一点没考虑到，就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比如将来，我们实行农业机械化了，那么，分地单干，就远远不如集体农业更有效率。”
“而且，农业经济，不仅仅是五谷杂粮，很多地区都有比较有特色的经济作物，比如我们青龙吧？青龙桃？是不是？整个北方的早桃，有比我们青龙桃甜香脆的吗？这本来是一种优势，但整个青龙，种植桃树的农户也不超过五十户吧？这样，一来很难吸引外地老客来我们青龙收桃，二来便是偶尔来了几个老客，价格也任由人家说了算，咱们的农户，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如果是走集体经济呢？我们全县一半的土地都栽了桃木，再把青龙桃的名气打出去，那么，到了桃子丰收时，必然客似云来，这时候我们就占了主导权，尤其是，我们这个集体经济，就好像一个企业，他老客是没办法和单个社员进行交易的，这也避免了我们村民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而是以一种统一对外的态势同他们谈判，为我们的产品争取最有利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