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铮琢磨着又说：“咱们自己暗访，实际上是一种家法，并不是一种长效的监督机制，归根结底，要实现机关作风的转变，要靠社会监督，要靠人民群众监督。”

端起茶水喝了一口，说：“这话人人都会说，我是准备，在咱们区内搞个试点，请人大或者政协帮助完善咱们的监督机制，还有媒体，我们要给媒体话语权，咱们区内有个新滦报，我看就不错，有这种苗头，我们要加以保护。”

陈克早拿出了笔记本记录，这时又说：“要不要我和报社方面约谈？”

陆铮笑着摆摆手：“这些还是要媒体自己的发展，慢慢自己就有了觉悟，咱们去约谈，也是一种干涉，而且，你跟人说什么？要他们放心大胆曝光我们党员干部的问题？只怕人家会当反话听，这也不像话，是不是？”

说话的功夫，周大清腰间BP机响了起来，他看了看号，便出去回了个电话，回来的时候陆铮正同陈克谈论市长市政府如何管理一座城市，见到周大清回来，就笑着说：“大清，回头把我桌上那份上年度《理论研究》合本拿给陈克区长，裏面一些文章写得不错，可以借鉴参考。”

周大清说了声好，见陆书记谈性正浓，就坐在一旁，没打断陆铮说话。

陆铮又说：“过去说‘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自来水不清’，实际上是说公用事业差，但现在我们城市发展，能源、交通、电讯和衞生，仍然是最基本的。”

琢磨着道：“比如说我们新兴起的出租车行业吧，就面临如何管理的问题，有人说准备向南方特区学习，拍卖出租车牌。嗯，上个月南方特区拍卖140个小汽车营运牌照。成交额将近三千万，这是我们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改革的首次尝试，看起来很好啊，进行了出租车行业的规范管理，财政上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皆大欢喜。”

陆铮说到这儿顿了顿，陈克却是更加凝神，因为他知道，杨朝晖就提议区里进行出租车牌拍卖的尝试。

陆铮点了颗烟，说：“政府控制出租车牌的数量的出租车牌制，实际上起源于纽约大萧条时期，当时失业工人大量涌入出租车行业并导致过度竞争，出租车司机收入减少，服务质量下降。所以纽约市政府为了控制出租车数量，开始实施出租车‘牌照制’。记得是三十年代发出一万多张张牌照，至今这一数量也没有什么改变。”

“纽约的出租车牌制，是在特定历史原因下形成的，发展到现在，已经被利益集团捆绑，出租车牌成了一种固定资产，当年10美元的出租车牌，现在30多万美元，很多出租车司机购买不起，只能租用牌照，受制于出租车公司，每月给公司缴纳数额不小的份子钱，几乎占其营运收入的一半以上，自己还要负担汽油费。”

“纽约有关研究机构曾建议实行一套全新的出租车管理制度，以降低出租车的运营成本和资费标准，但一直因为出租车公司和车牌持有者的反对而阻力重重。”

“而我们现在，何必要走纽约的老路？等以后出租车市场出现种种弊端再进行改革？”陆铮说着话摇了摇头，“说白了，出租车车牌制度，不过是给先富起来的人提供一种免费饭票，令其子子孙孙受益，将来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如果我们政府监督管理不到位，更容易衍生腐败。”

“我觉得伦敦对出租车管理的模式不错，回头找些资料大家看看，结合我们的国情，找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路。”

陈克唰唰的在笔记本上记录着，陆书记的想法好像总是与众不同，但不得不承认，陆书记不但站得高看得远，而且对很多问题往往一针见血，能抓住其实质，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