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九年皇上废昌国县，洪武二十年将舟山岛城区和镇外鼓吹两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四十六岛的居民徙迁内陆。本来，皇上期望实行禁海令，达到对海防的巩固。然而，由于禁海令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大明百姓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所以不仅没有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反而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

沿海渔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打渔养家糊口，或从事海上贸易。禁海令堵绝了他们的正常谋生之路。所以才造就如今的这个局面。然百姓愚昧，多数逃亡、潜往海外。往往私下与日本贸易，被蛮夷诱为盗贼。所以朝廷才有言官奏问圣听曰：“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昌国县民常从倭为寇之说。”

听着戴德彝侃侃而谈，朱允炆才对江浙一带的基本情况了解一些，才知道所谓的沿海倭寇竟然大部分是本地原来的居民和海商，而真正手握着武士刀横冲直撞的倭寇，竟然是那些所谓的走私分子通过贸易，从日本雇佣回来的打手。

心里不由的为大明后世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感到悲哀，朱元璋造就的禁海使一些利欲熏心的奸商不惜铤而走险。买通日本人来对抗官兵，而使那些真正的倭寇尝到了甜头后，才不断的袭扰我中华海疆。罪魁祸首，竟然就是大明的开国之君，不知道这位自认为英明神武的皇帝，要是知道真实的情况后，会作何感想。

朱元璋的英明神武，士子文人所习的圣贤之书，难道都被区区一条海岸线所阻拦了吗？朱允炆心里暗自骂着，难道不知道堵不如疏的道理。迁界禁海造就了暴利走私的扩张，唯今之计，就是要让这个暴利行业纳入正规，利润摊薄。才能使其渐渐杜绝。

但是这一点，想通过极端的重农的朱元璋谈何容易，因为出身贫民的他认为国家财富来源主要出自农业，所以是“农为天下之本，而工商皆其末。”

“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这句话告诉朱允炆：

“流通不产生财富，是生产产生财富！资本既然不能在生产领域得以积累并发挥其真正的职能，生产便会出现萎缩。要之，对于一个生产萎缩的社会来说，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规律，大致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这样就带出一个结论，以商求富的规律，只有在生产相应发展的前提下才具有实际意义。盲目从商潮，只会贻害生产的发展。最后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动乱。”

我的天，这套理论要过几百年，才能由马克思等后世经济学家分析出这种关系来，想不到老祖宗们早有定论。

可是朱允炆偏偏用现代的理论也反驳不了这种学说，他也不敢反驳。从戴德彝和景清、王景等读书人那理所当然的神情中，看出了深深的危机。如果他向皇帝去进言说海上贸易可以增加收入，即使朱元璋不反驳，朝堂之上的大臣一样可以反驳你，并且驳得你重新理解问题。那样的话，他连建文帝仅有的支持力量也将丧失殆尽。

这不是皇帝一个人的错误，特别作为朱元璋来说，本来就是小民出身，贪恋土地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那么多的大臣，那么多的名士，朱升、刘伯温、李善长……。难道没有一个人能看出来吗？

本来以为凭借自己多了几百年历史知识，就可以让中华绕过误区，没有想到面对的竟然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想到这里，朱允炆艰难的咽了一下口水，站起身来，朝戴德彝说：“今天就先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