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是真的没有将北平之事放在心上，甚至连朱高炽主动放谢贵、张昺二人回京师，也不可置否，连个回话也没有，便将谢、张二人重新安排了职司打发了。不说朝臣们想不透，就连身在北平的朱高炽、道衍等人也想不透，是安抚还是剿灭，你倒是给个话啊。

但是朱允炆始终就是不做决定，待到宗室会议召开之前，也就是让朱棣写个最后通牒，便好像等待最后的期限来临一般，不再提这件事情了。

他这样做有这样做的道理，第一，经过综合分析，北平没有了朱棣就等于缺了一条腿，在北平那一片左冲右突的转悠，没有一点儿办法。更何况就算是有朱棣也不行啊，在另一个时空，要不是建文帝决策错误给了朱棣机会，北平造反成功的机会还是等于零，所以只要保持自己头脑清醒，这边再扣着朱棣，北平一点威胁也没有。

第二，朱允炆暂时还不想让北方太平，没有朱高炽在那里闹事，关于这次宗室会议有很多议题都不好提出来，单纯的削藩怎么能行，朱元璋的过于依赖藩王导致了后期放心的对功臣良将进行诛杀，自己总不能来个物极必反，过于排斥藩王导致外臣坐大吧，更何况，说不定极度的削藩后面也隐藏着腥风血雨。

哪一个已经就藩的王爷身后没有一股死忠势力，特别是在北方的塞王当中，削藩真的削的太急，那么就代表着要将他身后的那股势力换血，目前大明那里来的那么多替补，何况替补也不定可信，忠于这些藩王也不代表这些人没有能力，虽然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是换的太多，难免会动摇国本。

朱允炆有理由相信，无论是藩王坐大或者是外臣坐大，对于国家都不是一个好现象，极左和极右的路线都走不得，那样可远远比打一仗损失惨重的多。所以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办法，对于这次宗室会议，朱允炆给予了很大的厚望，但是又不想朝野之间的目光全部注视着这次会议，只有采取老办法，用战争来转移视线，而且他主要的战争目标也不是北平，而是朝鲜和日本。

因为朱高炽留着还有用，北平留着也有作用，至少可以用来牵制朱棣，现在的大明勇王朱棣陷入了两难，儿子被定性为谋反，这是不可赦的大罪。稍有同情之语便是有人说是同谋，放任不理，与儿子划清界限，会被人说成心中有鬼，如果加入声讨队伍，又会被儒家诟病，左右逃不出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而是非全在皇帝的一念之间，如此以来，怎么能不让朱棣难受万分，而朱允炆正是因为如此，才一再容忍北平的存在，因为有很多话，朱棣说出来，比他说出来，效果要好的多。

建文三年的五月，宗室会议如期召开，作为皇帝，腾出了正心殿作为召开宗室会议的主要地点，是为了自己能够随时旁听，除了在开始之前，他上去做了简短的发言，之后就宣布自己不参与会议。

但是会议记录却通过书记官源源不断的送到御书房中，供皇帝参阅。

之所以诸藩手群臣诟病，这个和朱元璋在建藩初期的宽松有关，那时候，藩王府不仅有相傅臣僚，而且武臣由勋臣担任，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王府官可兼行省参政，为地方行政首长，也可兼都指挥使，掌地方兵权。

在封国内，藩王拥有相当大的司法、人事权，其官属除长史及镇守指挥、护卫指挥由朝廷直接派遣外，其余均在封国境内或所部军职内选用，藩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境内人民有敢违犯藩王的，由亲王论处。藩王基本上是列爵治民，分藩锡土。

藩王所居城内布政使、都指挥使及其以下职官，除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到王府候见外，亲王可以随时召见他们。亲王遣使可以直达御前，敢有阻挡者，即以奸臣论处。风宪官以王小过或风闻亲王大过奏闻，即以离间亲亲关系罪处斩。纵使藩王真有大罪，亦不得加刑，只能召到京师，由皇帝发落，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面申饬，或遣官谕以祸福，促使改过自新。

而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在奉天门谕群臣，再次强调皇亲除了犯谋逆不赦之罪，其余的罪，均由宗亲会议，报请皇帝裁决，有关部门只许奏闻，不得擅自逮捕；这一条更是引起了大臣们的抵触。

因为朝廷派遣到地方的官员根本没有办法治理地方，大权全部在藩王的手中，特别是北方边塞之处，更是军民只知道藩王而不知朝廷之说，让那些以治天下而为己任的官员们深痛欲绝。

而藩王不仅终身有俸禄，而且岁禄单是米一项，即是正一品大臣的五十倍。此外，还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并给予厨役、斋郎、铺陈等杂役人员。

这一切都是源于朱元璋为了增长诸子的威望而设，增加藩王的威望，既是稳固皇权，朱元璋是这样想的，但是到了诸子年纪渐渐长大，却有了尾大不掉的感觉。

在朱允炆监国期间，从诸王府大兴土木、擅役工匠，靖江王府官欺凌指挥耿和等等问题中，朱元璋渐渐感到藩王权重非但稳固不了皇权，反而对皇权是个威胁，所以又规定：不许亲王同时朝觐，只能一个亲王来朝，平安回到封国后，派人以书信方式报给其他亲王，才能来朝；而且进京朝觐时，留京时间不过十天左右，即遣返封国，以防止藩王与朝臣的勾结。藩王世子要入侍，这更是含有人质之意。亲王的岁禄亦减为万石。

不过既要诸王藩屏国家，备侮御边，辅助皇室，就必须给藩王以实力和特权，所以很多对藩王的限制，并未有太大的效果，藩王的军权仍然被维持着。让群臣感觉到锋芒在背，而朱允炆有了另一个时空的教训，更是坐卧不安。

而宗室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由宗人令朱棡提出的，就是首议周王朱橚之罪，因为朱棣和朱橚是亲兄弟，所以不便提出，而朱允炆授意朱棡提出的原因就是周王之罪很有代表性，因为举报周王的是朱橚的亲生儿子朱有爋。

在议论之初，众人不免心里有些怪异，之前凭借朱有爋的告状，问也不问，就将朱橚拘捕至京师圈禁，现在又要来议周王之罪。其实在当时的大明，子告父。虽然牵涉谋反重罪，但也是不符孝道。

记得在洪武二十七年，山东日照县百姓江伯儿因为母亲病了，自割胁肉疗疾无效，便求神许愿：如果母亲病好了，便杀自己的儿子以祀。不想母病果然好了，他便果然杀了自己才三岁的儿子去祀岱狱神。山东布政使把这件杀子祀神事上奏孝子皇帝后，朱元璋大怒，认为这是愚昧无知，灭伦害理，必须严惩。

但是也只说为了尽孝而杀害子女，以“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之罪，将江伯儿杖一百，发配海南。

皇朝的律法虽然带有个人色彩和随意性，放到另外一个时空的现在，那就一个结果，拉出去枪毙，可是放在百善孝为先的大明，虎毒食子的恶行也就是打一百大板后流放了事。由此可见儒家对于孝道的重视。

就连一般罪名，律法也有“相隐”的限制，即儿子不能告老子，奴仆不能告主子。虽然谋反等类的“十恶不赦”大罪是不受此限制，但是对于皇家的骨肉相残，朱允炆提了出来，是想告诉诸王，无论周王有罪无罪，以后如果朕再遇到此类的事情，该如何议处。从常理上讲，要是父亲没做这类大逆不道的事情，做儿子的岂会这般恶毒呢？

让诸王重新议定周王朱橚之罪，却不问朱有燻的责任。是表明朝廷不牵连首告者。让诸王中人人都重视这个问题，仔细想想，自己的家中会不会出现这种不肖的子孙，才会慢慢的重视朱允炆暗中发出的每一个议题。

这个问题足足讨论了月余，也不是诸王办事拖拖沓沓，而是开始的时候人心不稳，被皇帝控制，却又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基调，一时搞不清楚到底皇上那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倒是没有人主动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来。

而朱允炆不急，他知道像是这样的讨论肯定要有一个自然熟悉的过程，所以他的底牌还藏在深处，他要诸王慢慢熟悉在京师中开会的感觉，他要他们习惯于用各种思路想事情。这些只有在漫长的争议中，才能培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