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走了日本使节，又处理了关于限制僧侣发展的事情之后，国内的事情就可以暂时的平稳一段，而此时的朱允炆却将目光转向自己已经宽松了很久的吏治上来。

经过老朱的严苛压抑，在经过自己登基近四年来的刻意放松，朝中的官员们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临界点，而从日本使节那么容易的行贿中就可以看出，大臣们的思想已经完全被建文天下的文治陶醉。

京师里面的官员如此，那地方上的吏治更不要说，在当今大明虽然有了似似而非的《大明周报》，自己也算是掌握住了朝廷的口舌，但是毕竟比不上另一个时空中那种信息爆炸的时代，皇权的威慑在朱允炆看来，只是限于百姓的盲目崇拜和官员的升迁上面，真正能够深入百姓心里的，恐怕还不如地方官的一纸通告。“县官不如现管”这句话，在这时的大明得到充分的体现。

虽然没有明旨，但是内厂还是源源不断的提供出关于官吏贪赃枉法的情报，看来，随着各地“皮场庙”的冷清，官员们的脑筋开始热络，那颗不安分的心也开始剧烈的跳动起来。

通过这些情报，朱允炆知道，要是不想重蹈朱元璋那时的杀戮，就必须提前行动，把隐患尽量的压制在最低限度，这不由使他想起朱元璋临终那几天对他说的话来：“朕以猛治国，意在长治久安，稳固朱家万世基业。可是那班功臣宿将恃功居傲，心怀叵测，威慑朝廷。朕如此费心驾驭尚且百弊丛生，子孙稍有等闲，又焉能控驭他们？朕自然要效法汉高祖，清除隐患。那贪官污吏，更是可恶可恨，残害百姓，危害国家，不以重刑，何以镇之？朕受天命以来，官衣吁食，未曾逞懈，法令严明，事必躬亲，就这样，奸佞贪官竟然朝杀暮犯，令朕忧虑深心，愤恨已极，又如何叫朕清心寡欲呢？”

这是朱允炆劝慰老朱宽心时，老朱说的话，而比老朱多了几百年历史知识的朱允炆，更是知道关于贪官的难以惩治，无论是朱元璋的嗜杀，还是另一个时空中的高薪养廉，都杜绝不了蛀虫的滋生。所以朱允炆也没有奢望能够让贪官污吏在自己手中断绝，不过，有一点他是非常想做到的。

无论是下一步开海禁，还是发展工商，或者是大力倡导科学，那都是油水比较足的差事，作为皇帝的他，可不想让自己的改革变成滋生蛀虫的温床。至少在他准备改革之初，不想看到类似的情况发生。他不想看到经济还没有发展上去，却让官员们学会了更多的贪赃方法，有了更多的枉法名目。

对于这个问题，朱允炆也曾经考虑过关于在另一个时空存在过的高薪养廉，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大明的官员薪水俸禄低的可怜，官员们不贪污一点，连养家糊口也没有办法达成。

但是朱允炆在仔细翻阅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五年八月颁布的《醒贪简要录》，里面详细地计算官员所得的俸米如果折合成稻谷是多少、按照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等等。

记载正一品官员俸禄是每月支米八十七石，一年一千零四十四石。折算成稻谷，需要两千六百二十石。要生产这么多的稻谷，需要用田八百多亩。劳作的人力，按一个人种田十五亩计算，需要五十七个人耕种。收割之后，农夫挑一担稻禾只能出四斗稻谷，所以需要六千五百五十挑。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来回就是两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一万三千一百里。

因此，正一品官员俸禄每月八十七石米，看起来似乎不多，但为了这份俸禄老百姓却不知要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光是挑担就是一个万里长征的路程，你能说这不辛苦？“如此筋骨劳苦，方得许多粮米”，在书中朱元璋反问：“你们这些当官的拿着朝廷的优厚俸禄还不满足，不肯为老百姓造福，一味贪污腐败，破坏朝廷法度，那么到时候被杀头抄家，还能怨别人吗？”

当然，这在朱允炆眼里，只能算是朱元璋的唯心之论，拿百姓的辛苦，来对比官员的不劳而获，虽然朱元璋曾经语重心长的对大臣说：“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农之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剥刻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注】

又拿坐各衙门吏员和“披坚执锐，卧雪眠霜，不胜劳苦”而每月只有一石米工资的士兵，以及没有时间耕种自己的土地，“如此艰难，犹且趋事赴功，不敢有违”的驿站人户做对比，指出“各衙门吏员止是书写，夏坐凉房，冬居暖室，比当军、当站的十分安闲”，如此“心尚不足，仍复贪赃坏法，百般害民”，朱元璋觉得他实在不了解这些享用朝廷俸禄的官吏们还有没有一点体恤百姓的良心。

从表面上看，朱元璋只是论及辛苦问题，好像光说农民艰难，没有说这些俸禄够不够养家，开始朱允炆看的时候，也是主观臆断的认为如此，但是随着内厂调查现在大明的生活标准，朱允炆才慢慢的体会到，大明的俸禄其实并不低。

认为官员“若将所得俸禄养家，尽自有余”。以七品县令的俸禄而言，是七石半大米，一个成人的月需米量不过三斗，七石半大米是二十五个人的口粮，你说它低了，那么要多少才算高呢？

七石半大米，折合另一个时空的钱币为一千八百四十元左右，想对于一个建国初期的大明，给于官员的俸禄不算低了，后来由于大明宝钞控制的比较严格，所以在这个俸禄的基础上，朝廷发放俸禄一般遵照七成米、三成钞的比例发放，但也不至于说是底薪了。

想想自己当初大学毕业，在律师事务所打工，实习期间每个月不过千余元的工资，相比之下，好像一方父母官还不如他一个打工仔，但是要想想两个时空的购买能力，根本没有可比性，大明建国初期，无论是铜钱、银子，还是经过自己整顿后稳定的宝钞，购买力是十分强劲的。

更何况每个官员背后还有田产、祖产和部分生意往来，也可以补贴生活，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官员还要抱怨俸禄太低，还要去贪污呢？

为了这个问题，朱允炆暗自揣测了很久，也问过诸如杨杰、方孝孺和傅雍等个层次官员同样的问题，提及高薪养廉，方孝孺是十分赞同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两眼也是充满着疑惑，还是杨杰一语中的，参杂着朱允炆的思想，可以总结出：

官员们家庭人口众多，家庭人口不但包括妻子儿女，而且还要包括奴仆杂役，三妻四妾和丫鬟随从等等，就拿原先说过，为国捐躯的武定侯郭英，官方允许其养奴仆二百人，但是被御史参奏的确实蓄奴六百余人，这样以来，这么多人口，要靠多少粮食去养，光是穿衣一途，恐怕就耗费不少。

由此，方孝孺翻阅古籍，得出一个悲剧的结论，前宋是官员待遇最好的朝代，那么官员的俸禄够花了吗？

在古籍中发现，比如王安石说靠自己的俸禄为生的有数十人；苏轼在被贬官的路上，携家挈口，跟随左右的还有二十余人。其他有名的文人，比如杨亿说有三十余人依赖自己生活，石介说有五十多人，张耒、陆游则说过靠自己的俸禄生活的有十余人。因此，大略估计一下，宋代官员的家庭平均是三十人光景。

结论是这样的：“能够全赖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纯靠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可能有的。”这就是说，如果按照官员的俸禄要养三十人计算，在俸禄较高的前宋官员，依旧是不够养家糊口的，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结论。它似乎证明，官员贪污是必然的，无论工资多少都是没用的，哪怕是调整到像前宋那样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的标准，仍然不能使官员养活他们的家人。

朱允炆在这里陷入了困境。这就是说俸禄不仅要养活官员本人，还要代他们养活家口。如果官员的家庭像老百姓那样平均每户只有五口人，那么事情还好办。问题是，官员们要娶一大堆妻妾，生一大堆子女，有一大堆为之服务的奴仆，还要过上舒适甚至奢靡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多少工资才够他们用？

因此，认为哪朝哪代工资低而导致贪污的议论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工资高低固然对官员生活有点影响，但在官员的家口、生活水平没有办法约束的情况下，工资永远都是不够的。如果工资不够就能成为“当贪官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永远存在。

按照老朱的逻辑，他已经按超过老百姓家庭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标准向县令支付俸禄，但是一个县令家庭，但是县令的直系亲属加上雇工、奴仆和帮佣等人，一般来说都超过五十人。也就是说他实际需要养活的是五十个人。以五个人生活的工资应付五十个人的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实际的收入必须达到法定收入的十倍才行。

如果以县令做为官场的平均标准，那就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整个官场的收入必须是法定薪酬总额的十倍，才能让官员家庭过上基本的生活。由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官员追求法定福利之外的收入的动力有多大，要想让官员不贪又有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