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衍圣公，当然不能不说大明建立以来孔家的发展历程了。

蒙元时期，借助其残暴的本性，元帝结束了南北宗的分裂局面。南宗最后一位衍圣公孔洙于至元十九年让爵于北宗，孔氏南宗失去了衍圣公，开始走向衰败。在此后的二百余年中，南宗政治上、经济上都大不如以前，家庙破旧了，无力整修，祭田免税特权被废，族人中入仕做官的很少，少数的几位也只是做书院山长、儒学提举之类的学官。

孔氏南宗在经历了一百余年的衰落之后，建文四年，在杨杰等人的奏请下，朱允炆下诏南宗重新复爵，正式授于南宗孔议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享受减免祭田赋税的优遇，中断了近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孔氏南宗重新恢复袭爵，但其爵位低于北宗衍圣公，只相当于衍圣公次子。

但是天下士子出江南，从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就可以看出，北方的士子远远逊色于南方士子，由此天下人都已经认可了南宗正宗的地位，对北宗很少去关注。虽然都是孔子的后人，可是在士子的眼里却是天渊之别。

而且大明的第一代衍圣公孔克坚，在蒙元时期曾经任礼部尚书，知贡举之事。随后又擢升为陕西行台侍御史。当时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儿为争夺秦陇地区而相互攻杀，朝廷无力加以制止，看到蒙元的大势已去，孔克坚遂辞去为国子监祭酒之职，不再愿居官任职了，就以病为由谢绝了，回到故乡，在距今曲阜城十里多的地方修筑了一座别墅，名“终吉村”，种植花草松柏及枣、梨、桃、杏等果树自乐自娱，直至元朝灭亡。

或许正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接到朱元璋的谕旨，孔克坚颇有点为难，一方面，他是元朝的旧臣，元王朝在北方还有一定的军事势力，未必没有转机；另一方面，朱元璋造反称帝，是个起事的“贼”，能否称霸天下尚未可知。为稳妥起见，他便以有病为由，派其子孔希学进京谒见。

朱元璋对孔克坚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大为恼火，立即亲笔敕谕孔克坚，这份敕谕恩威并施，既表明我大明王朝仍将尊礼孔子，同时又威胁孔克坚：我朱元璋虽出身布衣，却也是一个皇帝，不容你不来朝见我。

果然，朱元璋的敕谕起了作用，孔克坚接到敕谕后，诚惶诚恐，兼程进京朝见。为了表示尊孔崇儒的诚意，朱元璋当即赐给孔克坚宅一区，马一匹，米二十石。令孔克坚回曲阜代祀孔子。

与此紧密相关联的是，朱元璋一直厚待孔克坚的同时，对孔克坚之子、蒙元时所袭封的衍圣公孔希学也予以承认。充分显现了朱元璋利用孔子儒学巩固其封建政权的目的。

从这一目的出发，朱元璋对孔子后裔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高规格优礼：命孔希学继续袭封衍圣公，秩进二品，官阶为资善大夫，且每岁入朝，班亚丞相，皆加宴赉。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又令衍圣公班列文官之首。衍圣公每次朝见，都给予优厚的礼遇。

洪武十七年正月孔讷袭封，朱元璋命礼官以教坊乐导送至国学，学官率诸生二千余人迎于成贤街。之后，孔讷每年进京朝见，皇帝都给符乘传。在蒙元时期已有掌书官、管勾官、典籍官、司乐官的基础上，又新设知印一员、书写一员、尼山书院和洙泗书院山长各一员、孔颜孟三氏学教授和学禄各一员。各属官的任用，均由衍圣公保举，呈省擢用。

不但如此，比如赐祭田二千大顷，分为五屯、四厂、十八官庄，拨佃户承种。其所收入供庙祭及属官廪给，余者为衍圣公俸禄。拨孔庙等洒扫户一百一十五户，在曲阜附近州县选民间俊秀无过子弟充应。下诏孔氏子孙皆免差发税粮。诏定乐舞生一百四十六名，礼生一百名，以供祭祀时乐舞赞礼之用。

可以说，朱元璋对孔子后裔的优礼，奠定了孔氏的地位。朱允炆即位之后，在方孝孺、黄子澄等人的奏请下，又对孔子后裔进行了某些方面的优礼，继续抬高衍圣公地位。继续赐田，并蠲免租税等。

但是杨杰等人却对于钦封的衍圣公不太认可，命永嘉学派名士黄磊、彭方等人为首，奏请以衍圣公弟袭封五经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不断拉高已经没落的南宗孔子后人的地位，其实，孔子后人无形中成为两派互相追逐的战场。

方孝孺要扶植曲阜孔氏的地位，而杨杰等人就要扶植衢州南宗在读书人之间的地位，两者起了很难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是隐藏在暗处的，不能说透，也永远说不清楚的矛盾。

仅仅是文化的一种冲突也就算了，朱允炆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也出现了，那就是这两种矛盾终于开始在朝堂上对立，不但是有了党争之势，而且参杂进储君之争来。

朱允炆将方孝孺、黄子澄等人为领袖的儒家学派称为复古派，而将提倡事功之学的一个江南儒家称为激进派。一直命令内厂监视着双方的举动。只要不起大的冲突，一些口舌之利就由的他们。

但是出来这两支儒家学派的分支之外，随着拜占庭传教士的进入大明，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学派，当然这个学派依然披着儒家的外衣。

踏着威尼斯商人的足迹，西方传教士也蜂拥而至。建文十五年，大明全面开放海禁，基督教会的传教士经过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抵达距广州。设法向中国内地渗透。建文十六年，得到皇帝的批准，进入中国内地，在广东肇庆天宁寺居住，正式传教。

他们怀着对宗教的狂热，极快地熟悉了大明，并适时地变通其传教原则，因而得以在大明长期居住和传教。传教士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极高的科学素养，能解释一些中国人尚未知道的事物，轻而易举地震慑了大明之人，这也是朱允炆允许其进入内地进行传教的原因，因为这些传教士知道的虽然不会比他多，但是传播速度却远远高于他这个大明皇帝的教谕。

特别是关于欧洲和大明之间隔着无数海陆地带的解释，有效地化解了大明对欧洲的恐惧。使大明的官员和文人很容易地相信他们是善良和有学问的人。当时文人、学士纷纷信其说，投刺交欢，倒屣推重，倾一时名流。

传教士在向大明传递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对中国固有的文化成就表示极大的尊敬，他们真诚地希望能从与中国正常的文化交流中获益，使欧洲文明获得更大的进步。朱允炆投其所好，正好让道教和基督教派进行交流，以完善道教的发展体系。在基督教会进入大明的同时，道教作为交换，也开始陆续进入中亚等地区进行传教，在短短的十年期间，也到过欧洲一些地方，获取了大量的资料。

作为西方传教士，他们当然也极容易地看到儒学的缺点和内在不足。早期传教士普遍认为，中国固有文明的精华无疑只在于早期儒学，孔子所开创的道德哲学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无以伦比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欧洲文化之不足。

不过，他们也指出，由于儒家早期道德哲学主要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以期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

在传教士看来，就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早期儒学的基本精神与基督教文明并无二致，儒家经典中的“天”，与基督教中的“上帝”具有同一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是无始无终的，是善恶的审判者与赏罚者。

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来圣圣相传的“尊天、畏天、事天、敬天之学”和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一相符的，都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升华。然而他们在研究了到当时为止的整个中国儒学史之后也明确指出，基督教文明与中国儒学的一致性，仅仅在于早期儒学，并不包括汉代以后的异端思想。他们认为，先儒是真儒，后儒是伪儒、俗儒或拘儒。后儒不察正理，专于虚句，而曲论古学之真意，虽与佛老不同，实则殊途而同归。

基于对先儒、后儒的区别，这些传教士一般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是批判后儒而退于先儒，迸而再通过对先儒精义的阐释与重建，最终达到超儒，以建立中国文明的新体系。

因此，这些传教士心目中提倡的儒学概念和方孝孺等人的复古学派概念基本一致，但是传教士们对汉以后的儒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以为汉以后的儒学，特别是宋明时期的道学，溺于佛教与道教的“邪说”，以形而上的手法，将反映皇权和家统意识的“天理”、“太极”取代“天”和“上帝”，这就不仅和基督教的“创世记”观点相矛盾，而且也与先儒的观点相冲突，势必混淆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之间的区别。

关于这一点和方孝孺等人所倡导的复古学派有了冲突，方孝孺等人学习的正是两宋时期发展的理学，怎么会和这些红毛绿眼的怪人走到一起呢？

但是朱允炆心中就是想把这水给搅浑，在暗中支持着基督教的超儒论调，因为他知道无论是复古派还是激进派都有着良好的底蕴和基础，但是基督教所提倡的超儒论调却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容易引起复古、激进两个学派的围攻，以至于夭折，所以他一直在暗中支持者超儒学说。

朱允炆派遣了很多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年轻人跟随这些传教士进行探讨、学习。在排斥后儒的同时，对先儒的理论也作了相当的修正。争取将其融合为自己本土的学说之中，省的被外人所乘。

传教士的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预想的效果，他们不仅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归化”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而且受到了中国官僚阶层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十余年的时间，大明上下的信徒呈几何状的增加。

其中在朱允炆的授意之下。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就不在少数，传教士对先儒后儒的区别，特别是对后儒的抨击正符合大明现在的学术潮流，因而极容易在官吏、士子阶层引起共鸣。

儒家学术发展到现在，几经变迁，已和原始儒学有较大的差异。正如传教士所分析的那样，两宋儒学吸收了佛道二氏的思想因素，试图以太极、天理取代早期儒学中天的观念；在学术风气上，愈发使本来就不讲究逻辑规则的儒学变得更加空疏。

当然，不可否认后儒具有某些自发的启蒙思想因素，但对整个大明的士子阶层来说，提倡九年的免费教育，造成了读书人的泛滥，现有的儒家学派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读书人了，儒家已部分地失去了信仰的权威。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期的前期。

在这个转型期，儒学的前途有多种可能，一是否定永嘉、永康学派，向程朱理学复旧。这是方孝孺正在努力做的；另一种可能是对儒学本身进行改造，使之适应现实需要。而以杨杰、黄磊、彭方等人的永嘉学派正是这样做的。

相对说来，永嘉、永康学派在全面开放海禁的情况下，可塑性很大。由于这一学派代表新兴阶层利益。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