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最终没有把他的怀表给我。

我问他，心理医生靠着一号办公室外墙无所事事：“哦，我忘带了。”

自从我回普林顿庄园，我们见面的时间就减少了。他回来汇报工作时还是会顺路来我这裏，靠着办公桌聊天，發表对战争的看法，但是次数不再那么频繁。

有一次我去办事，靠着伦敦街头灰色的电线杆等巴士，正巧撞见风流医生开着军用吉普带小女朋友兜风。他看见我招手有点尴尬，不情不愿的把车停下来，探出头。

“搭顺风车？”

“去唐宁街7号。”

阿诺德有点担忧：“白厅？艾伦，你别参与得太深了。”

“没事。”

我坐在后座，他的大胸脯女朋友在副驾驶，十八九岁的姑娘，小鸟依人。至少D杯，衣服上的香水味熏得人打喷嚏。

我跟他打手势——口味变重了啊。

阿诺德通过反光镜瞥到了，他显得有点不自在：“呃，我和珍是第一次约会，正好碰见你。”

他的小女朋友回头看我：“嗨，帅哥。你叫什么名字？”

“艾伦。”我保持风度翩翩绅士形象：“艾伦·卡斯特。能为你效劳吗，小姐？”

小女朋友回头：“你朋友挺无趣的。他平时都这样吗？”

阿诺德哈哈大笑：“他是数学家。剑桥数学系毕业的。”

他问我：“你和加西亚先生怎么样了？”

我耸肩：“挺好，就那样。”

阿诺德似乎有点诧异，但没有再追问下去。穿过特拉法加广场就是白厅的大理石走廊，吉普转进左边的小街，街角的灰色墙砖上着“Downing street”的牌子。阿诺德把车停在一栋白色建筑外面，让小女朋友在车内等着。

我眯起眼睛抬头辨认：

内阁作战办公室。唐宁街7号。

“艾伦，”他叫住我，犹豫了片刻：“如果你是要去见C，谨慎一点。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就告诉我。”

我很诧异。

“你知道C？”

“我不知道，我爷爷知道。他是情报局真正的BOSS，加西亚先生负责军情六处，林德曼负责军情五处，他掌握整个情报局。”

“C长得什么样？”

“我不知道，很少有人真正见过他。你见面就知道了。”

他往吉普走去，夕阳把街道和他的影子都拉得很长。

我叫住他，指指吉普：“阿诺德，那是第几个女人？”

“我们分开后第三个。”他想了想，好像觉得不对：“好像我们本来也没在一起过？”

“你该找个人定下来了。”

风流医生挥挥手：“我还想再玩几年。”

就像我告诉阿诺德一样，我和安得蒙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甚至没有时间见他。安妮告诉我，加西亚先生一半的时间都不在普林顿庄园。他具体在哪里我无从知道。

接到文件，我5月13日回到一号办公室，腿上绑着石膏，拄着拐杖，开始正式解密机的设计工作。

我一直在思考C的批文：

<small>请转军情六处政府密码学院，艾伦·卡斯特。（C）</small>

这意味着C绕过安得蒙直接联系我，提名由我设计“迷”的解密机。

对此安得蒙没有给我任何解释，他只是在我回去后的第二天签署了一份文件，说明由我全权领导一号办公室。

文件是女助理安妮交给我的，安得蒙的花字体签名就在最后一页末尾。

“艾伦，加西亚先生真信任你。”安妮扬了扬波浪形卷发：“不然他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位置给你。”

她看着我：“我听到荷兰投降的消息了。艾伦，我们能胜利，是吗？”

我说：“我们会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