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找上了赵石，赵石这才恍然大悟，这该死的女人竟然把自家库房当卧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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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些小插曲，总的来说，大秦成武七年的正月，长安城是平静的，再没有战争的消息传出。

敏感而又好谈国事的长安百姓们也就渐渐明白，这一年除了西北说不定还有些剿除党项余孽的战事之外，其他各处，许是不会再燃起烽烟了，不然的话，这个时节，应该到了为前方兵马准备后勤辎重的时候才对。

当然，这只是对大秦百姓而言。。。。。。。。。。

大秦成武七年正月二十四，中书上“重言商事疏”，表明中书众臣对大秦商事的讨论，有了一个初步结果。

也没什么意外的地方，奏疏之中，从春秋战国，及至于唐，引经据典，多言商事之害。。。。。。。。。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以农为本的封建王朝，对货殖之事，天然便缺乏兴趣，这中间的原因非常之多，也不用多做赘述。

而朝廷重臣们也非是缺乏远见，他们的意见皆根植于现实，是有着理论依据的，从春秋，到秦汉，那么多年下来，也确实证明了，商贾之事对农业的损害，在没有解决治下之民吃饭的问题之前，没有什么人会放松对商贾的管制。

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将商贾贬为贱役，对往来商旅课以重税等等。

而到了唐时，国家渐渐兴盛，也才稍微放宽了对商贾的限制，可以说，到了唐朝鼎盛时期，商贾们才迎来了他们的一段短暂的黄金时代，因为唐时疆域的广阔，非是历代所能比拟，所以唐时是鼓励商旅行于道途，传递消息，联结邦邻等等。

而在那个时候，大唐也出现了一大批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他们往来于权贵中间，头一次能够平等的跟朝廷官吏们对话，并受到普遍的礼遇。

但这样的一个黄金时代，结束的很快，尤其是就总体而言，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大唐最鼎盛的时候，也不曾改变过它的本质。

大秦成武七年正月，大秦的重臣们也再次重申了这个政策。

尤其是商贾之事跟大秦的八分田亩制有着间接的抵触，同门下平章事李圃毫不讳言的在皇帝陛下面前说，货殖之利，数倍于农事，大族受困于农税之制，或近于商贾，一旦获利，则一发不可收拾矣。。。。。。。。

是的，中书众臣讨论的，其实就是抑制商业的程度问题，而非重商重农这样的事情。

而中书的奏疏，给大秦商事暂时的盖棺定论了，一旦获得皇帝陛下的允准，秦律上可能对商旅之事加以修改，成为成例。

这样的事情，其实属于纯粹的政事范畴，没有赵石插嘴的余地，换句话说，不关他什么事儿。

但此事之所以引起中书重视，却是因为大同那里，商旅渐趋混乱的缘故。

而中书的臣子们眼光无疑也是非常高远的，他们看到的非是大同一地，而是着眼于将来打通西域商途之后的事情。

尤其是边易渐渐兴起，必须有应对之策，这都是摆在中书臣子们案头上问题。

不过牵连到大同，作为大同封地的主人，赵石也就能插嘴了。

在赵石看来，李圃等人所言，有着自己的道理，但中书的这些大人们，没有哪个行过商贾之事，更没有哪个曾到大同边关去瞧瞧，听了柳世源的几句抱怨，讨论了几天，想当然的就拿出这么一个奏疏出来，却是有点可笑了。

其中许多地方，不过是拾古人之牙慧，甚或是照本宣科罢了，文人行事，有时就是这般草率而又透着自大。

于是，在一次入宫见驾的间隙，被皇帝陛下随口问起此事的时候，赵石便恶意的出起了馊主意。

答非所问的来了一句，“当初臣封晋国公的时候，陛下曾定下巡狩北疆之期，不如便从今年开始如何？”

当时皇帝陛下就愣了，当时为堵众人悠悠之口，这才有了此议，在皇帝陛下想来，这只是个借口，什么时候才能到大同行宫转上一圈，只有天知道了。

但现在赵石却是自己提了出来，这里面的味道真的让人不好捉摸。。。。。。。。。。。

（又是裸奔的一个星期，阿草哭啊，两更众难道没有人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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