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十二世纪末直到蒙元征服之前的大半个世纪之中，武林中出现了被称为“华山论剑”的武术比赛。

与现代的各种体育比赛不同，这种武术比赛并非人人可以参加，参与者仅限于公认的最优秀的武术家（据相关记载，在1259年的第三次华山论剑中，有一些不知名的武师试图参与，被与会者们粗暴地赶走）这种专横是有原因的。

如果我们用体育比赛的模式去理解华山论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例如，第三次华山论剑没有进行任何武术比试就排定了五大高手的名号座次。

事实上，每一次华山论剑都反映出武林中的权力分配关系。

以“五绝”为名号的高手名单实际上映射出武林中权力秩序的现实逻辑。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江湖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是这次论剑确定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武林秩序。

据《射雕编年史》记载，第一次华山论剑在1195年举行。

发动这次比赛的缘由是为了争夺一部被称为“九阴真经”的武术典籍，作者据传为着名的道家学者黄裳。

《九阴真经》含有能大幅度提高武术能力的秘诀，因而几乎为每一个习武者所觊觎。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论剑的武术家都醉心于《九阴真经》优美深奥的武术理论，但实际上争夺这部典籍却有更为现实的原因。

正如现代世界的核技术一样，一部精湛的武术着作将会大大提高研读者的格斗能力，从而对现存的武林秩序构成威胁。

为此，必须对这一危险倾向予以限制。

争夺《九阴真经》本质可以视为武林现存秩序防止这一危险技术扩散的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卓有成效的。

这一实质意义也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出：华山论剑的胜利者王喆（王重阳，妙妙注）就几乎没有读过该书，更没有练习其中的武术。

实际上，对《九阴真经》的争夺可以视为对武林秩序的确定和维护。

第一次华山论剑的主要成果，在于缔造了第一个有秩序的武林体系。

与会的五方面代表分别被冠以“东西南北”的称号，昭示了他们按照不同方位，瓜分江湖世界的势力范围：“东方的异教徒”黄药师，是东海的岛屿和中国东南地区的主宰；“西方的毒蛇”欧阳锋则是东突厥斯坦（译者按：此为西方史学家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反动称呼，请读者注意甄别）到河西走廊的霸主；“南方的皇帝”段智兴是大理国的皇帝，他的家族自从十世纪以来就世代统治着今天的云南省地区，其势力范围亦扩张到了南宋境内的贵州、湖南；“北方的乞丐”洪七则是北方“乞丐黑手党”（Beggars''Mafia）的领袖，势力范围涵盖了整个金国境内；最后是华山论剑的胜利者——“中央的先知”王喆，道教的改革家。

王喆的根据地是陕西南部的终南山，他的教派全真教（All Truth Religion）主要在中国腹地活动，但作为至高无上的武术大师，王喆对于其他各个区域都有号召和约束力，虽然有时只是形式上的。

在华山论剑后，王喆曾率领他的代表团对大理国进行过一次访问，在访问期间他的副手周伯通奸污了段智兴的一位妾室，显然由于王喆的特权地位，大理国方面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掩盖这一丑闻。

这一武林体系的特殊性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辨认：构成这一体系的基础，乃是武术家的个人力量，而非如后来的武林体系那样，奠基于个别武术家所隶属的武术门派。

诸如少林、武当、峨嵋争锋的门派政治，要到一个半世纪后才会出现。

这一时代虽然已经有武术门派的出现和繁荣，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作为武术家个人的附庸，而非独立的政治运作单位。

黄药师——这位天才武术大师因为信奉个人主义而提出对儒家价值观的质疑而闻名——的悲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一次盛怒中打断了自己所有学生的腿并把他们赶走，从而自己扼杀了自己刚刚缔造的门派。

同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那些历史悠久的门派中。

在那些地方，制度的约束总是大于领导人个人的意志。

以明朝时期的雪山派为例，当掌门人白自在陷入颠狂而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禁锢并废黜了这位大师。

在“五绝”中，唯一建立了正式门派力量的是王喆，这位道教中的马丁·路德建立了被称为“全真派”的道教派别。

他的七个门徒也都是着名的武术家，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了全真派的威望不褪。

但是下几代的继承人们逐渐混淆了宗教派别和武术门派之间的区别，将主要兴趣转移到宗教方面，导致了这一门派的急剧衰落（参见史景迁教授的论文《全真派衰落原因及其与蒙元帝国宗教政策之关系》《耶鲁汉学评论》第78期），使得全真派能在长时间内持续保持其威望的，是王喆的朋友周伯通，他是一个具有武术天才的先天愚痴，智力约相当于十岁的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