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西域战区：由冷谦主持，下辖西域各军，负责对西域蒙古军进行牵制。

从这一部署中可以明显看到，阳顶天死后所出现的各派系在这一时期的实力消长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

首先，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是权力中枢的组成：在张无忌、杨逍、韦一笑的“三套马车”中，权力关系是不平衡的：张无忌无疑拥有无可挑战的最高权力，但显着缺乏政治经验和意愿的个性使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杨逍贯彻其意志的工具；杨逍不仅恢复了阳顶天时期的权力，其实际影响力更远远超过以前，几乎是没有教主头衔的教主；另一方面，韦一笑虽然也进入了权力中枢，却不具备和杨逍竞争的政治才能，对于张无忌也缺乏影响。

我们记得，在空位时期韦一笑成为三巨头之一的条件就在于其政治地位和政治才能的不成比例，才能政治才能突出但缺乏地位的五散人集团推举为教主继承人。

而一旦继位问题获得解决，韦一笑就是一条政治上的死狗，五散人也不愿意成为他的附庸。

事实上，五散人被分配成为各地方的实权人物，也大感心满意足。

这一派系就此烟消云散。

其次，对于殷天正来说，令人困惑的是作为教主外公的他并未得到很高的地位，更未能进入中枢，反而和五散人一样被分配到各地方。

一些学者因此怀疑是杨逍在玩弄政治手腕以削弱殷天正的权力。

这种怀疑并非没有理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安排也可以得到辩护：殷天正已经耗尽了除天鹰教军队外全部的政治资本：他当年的分裂之举是对明教的最大损害，而光明顶战役中，天鹰军团的消极不作为又是导致明教几乎覆灭的最重要内因。

对于这样的行径，除了张无忌本人之外的任何人上台，都会予以严厉的惩处。

张无忌继位后对此不予追究，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如果再擢升殷天正将会引起大多数教众对教主任人唯亲不满。

另外，虽然在形式上天鹰教和明教已经统一，但是组织上的裂痕仍然存在。

收编天鹰教将是极其棘手的任务，在今后的一系列整合中，大量的利益摩擦和派系冲突将会不断涌现，这些必须由殷天正本人出面才能弹压。

而殷天正父子也担心改编天鹰教的过程会触动自己的根本利益，因此更希望回到东南部去亲自监控。

或许更重要的一点是，五行旗被极大的削弱了，它们丧失了政治上的重要而为杨逍所控制，而与此同时，从这一母体中产生了韩山童、朱元璋等明教地方军阀势力，他们的独立地位在蝴蝶谷会议中被承认。

这是近十几年来五行旗内部演变的必然结果：弥勒宗等通俗信仰的传播令许多贫苦农民皈依在五行旗的旗帜下，同时上层组织的长期瘫痪使得这些新增的力量被一些中低级将领所吸收，成为其私人军队，而并未被充分整合到明教母体中。

光明顶战役在此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在以庄铮为代表的大批忠于光明顶的老一代领导人纷纷战死后，五行旗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权力真空，这一权力真空很快被朱元璋、常遇春等留守东方的低级将领所占领。

在之前十多年中发展起来的大批中低层教众越来越多地成为这些半独立的军阀们的私家军队。

虽然他们有时仍然打着金木水火土的旗号，但无论从军事作战的实际需要来看，还是从政治关系的实质变化来看，五行旗作为明教主体的军事组织，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明教的指挥层越来越难以再用五行旗的旧统属关系对此加以束缚，因此不得不一方面赋予这些脱胎自五行旗的军事力量以相对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为了加强总部的权威而将五行旗的一部分精兵重新编制后归于总部直辖——事实上被杨逍所控制。

明教的领导层当然不可能放任地方势力坐大而无所约束。

事实上，这次会议与其说是——如金庸等许多传统史学家所误解的那样——旨在“发动”反元起义，不如说是试图对已经存在多年的起义力量加以约束和控制。

譬如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已经在颖州起义，徐寿辉在湖北蕲春起义；第二年，郭子兴和孙德崖在濠州起义，人们所熟悉的朱元璋及其开国将帅就是在此时加入了明教起义军，并在郭子兴病逝后掌握了濠州大权。

这些起义发生在光明顶权威极度衰落的时期，因此丝毫也不受光明顶的控制。

一些起义者甚至无法无天到了自封帝王的程度：韩山童给自己加上了“明王”的头衔，徐寿辉也自称为皇帝。

瘫痪的光明顶只能对此装聋作哑。

但在新的最高权力树立后，对这些危险的倾向加以整肃就成为明教整合自身首要的任务。

蝴蝶谷会议明确要求僭越者废除帝王号，服从由总部特派的五散人的指挥。

对于大多数底层教众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如果全国各地的起义军能在一个权力中枢的调派下协同、应援，推翻帝国统治的几率无疑要增加很多。

但对于那些手掌兵权，自称皇帝王公的地方军阀来说，这一看似温和的命令所蕴含的信息就不那么令人欢迎了。

很快，他们将会发动反击。

在弥赛亚主义的狂热下，一切现实的算计都会暂时让位于“克里斯玛”权威所带来的美好憧憬，但当宗教的热潮退去，权力斗争的冷酷逻辑又会像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将这个曾经的理想共同体再度撕得四分五裂。

蝴蝶谷会议后不久，张无忌主持了对六大派的营救行动。

感谢明教发达的情报系统，六大派武术家在汗八里被秘密囚禁的信息很快就被报告给张无忌。

在蝴蝶谷会议后，他立即率杨逍和韦一笑前往汗八里。

在那里，这个出生在白令海上、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乡野和山林间渡过的青年第一次见识到了这个时代的世界之都，也是有史以来最繁荣的都城之一，并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成为它的新主人。

六大派的武术家们被囚禁在西郊万安寺（今北京白塔寺）的塔楼中。

这座皇家寺院约由三千间房屋组成，是1271年，忽必烈大汗在定国号为“元”的时候专门建立的，近一个世纪中，几乎每位大汗都会来到这裏，向佛陀献上他们的祈祷。

塔楼共有十三层，高达150英尺，几乎可以俯视全城。

这座西藏僧侣主持的寺院是蒙古帝国最重要的圣地之一，收藏着帝国从世界各个角落搜罗来的珍宝。

对于汉族人民来说，这座寺院是异族统治者所信奉的异族神灵的庙宇，意味着的不是福祉和庇佑，而是恐怖与压迫。

为了防备民众可能的暴动和洗劫，万安寺的警戒几乎和皇宫一样严密，在成为关押武术家的临时监狱后，防范更加严密。

因此当张无忌和杨逍等人设法进入寺中，并再一次和赵敏及其部 属会面后，他们很快发现自己除了撤退外无法作任何事情。

幸运的是，此时他们得到了失踪多年的范遥的帮助，后者以“痛苦的行脚僧”的身份成为了赵敏最得力的部下之一。

范遥自称是潜伏在汝阳王府中的卧底，但正如第八章中所探讨过的，他此前的一系列行径都非常可疑，他不仅曾杀死棒胡等明教将领，而且在几乎毁灭明教的光明顶战役，以及绿柳城堡的陷阱中，他都可疑地保持沉默，从未向明教的旧日同僚们传递任何信息。

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范遥早已对明教的振兴不抱希望而决定与之彻底脱离关系。

但在看到张无忌继任教主后局势的迅速扭转，他不得不认真面对明教复兴及对自己进行清算的可能性，并再一次做出了政治投机，向这位新教主效忠。

不可避免地，重新出现的范遥被怀疑的目光所包围。

为了重新在明教中站住脚跟，范遥必须用行动表示他的忠诚。

他引开了赵敏，挟持了包克图并要挟他放出被囚禁的武术家们。

图里及时发现了范遥的阴谋并向王保保报告，王保保在忙乱中命令烧毁塔楼以阻止武术家们逃走。

但这些举措为时已晚。

绝大多数武术家在张无忌的接应下安然撤离。

当他们逃出后不久，高耸的塔楼就在熊熊烈焰中化为灰烬。

万安寺的大火灾引起了整个京城的惊恐，许多人都在谈论着天降雷火，焚毁寺院的传说。

对于一般汉族民众来说，这一事件所蕴含的信息十分明确：有一个更强大的神灵——而且毫无疑问是站在自己一边的一一打败了蒙古人所信奉的狰狞佛陀，让它蒙受羞辱。

很自然地，这位在火焰中显现自己威力的新神和南方明教所信奉的火神被等同起来，引发了新一轮的明王信仰狂热。

然而更具有历史意义的乃是六大派在这次危机后的态度转变。

在营救中，除了灭绝身亡外，其他重要人物都安然脱险。

在仓惶从汗八里逃出后，为躲避元军的追捕，武术家们在明教的掩护下隐匿在西北的山区中， 第二天早上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临时会议，史称“西山会议”在会议中，以少林空闻为首的六大派领导人正式宣布放弃与明教的敌对立场，并和后者联合起来，反抗帝国的压迫。

这意味着江湖主导势力已经将帝国而非明教视为对自己生存和利益的最大威胁，而被迫抛弃一切实质上中立的幻想，走向赤|裸裸的暴力对抗。

在此，曾经将明教和六大派分隔开来的最重要因素——亦即江湖主导势力自身利益的稳定性——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整个江湖世界都必须在帝国的威胁面前保衞自己生存的权利。

但必须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明教能够加入或成为江湖主导势力，只是意味着以反元为共同战略目标的暂时联合，在暂时团结的表象背后仍然有着深刻的分歧。

这一联合本身也绝非一帆风顺。

至少如我们后来所知，少林仍然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西山会议后不久，张无忌返回大都，随即神秘失踪达四个月之久。

与之一起失踪的还有其侍婢小昭，峨嵋派新任掌门人周芷若，以及他最凶恶的敌人——赵敏女公爵。

在他失踪后不久，就已经有张无忌在大都被斩首示众的谣言；而当人们发现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好几个女人时，又出现了张无忌挟四美在海外荒岛尽情淫乐的传闻。

张无忌和赵敏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野史中都记载了张无忌如何通过淫术迷惑并诱|奸了赵敏的不同版本，这个故事甚至是明朝晚期许多色情读物的主题。

这些谣言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丐帮，但真正的源头已经不可考。

无论谣言是无意的讹传还是有意的诬蔑，有一点很明确：尽管此时明教在政治层面上已经取得越来越多的认同，但在人们的观念中，明教的邪恶异端形象仍然根深蒂固，因而一切信息都按照这一刻板印象（Stereotype）被选择性地接受。

在明教的官方记载中，张无忌确实进行了海外之行。

与之相关的是一连串光辉灿烂的成就：他迎接回了自己的义父谢逊，惩戒并放逐了叛教的黛绮丝，并在东海上击退了波斯总教的舰队，取回了失落多年的圣火令，以及最后，他竟迫使对方立自己的婢女小昭为教主。

然而，真实的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

我们从波斯方面的史料中得知：在1355年，第七十七代教主病故，此时应当按照传统从三名“圣处女”中选择一名立为教主，然而三名游历四方的圣处女中的一名已经在意大利死于黑死病，另一名则背叛了自己的宗教并嫁给了后来恶名昭着的跛子帖木尔。

波斯明教圣处女的体制已经摇摇欲坠，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信仰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主持教务的“十二宝树王”不得不率舰队大举东来，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东方圣女”黛绮丝上。

与此同时，他们希望能够借机重新臣服固执的中国教友，恢复鹰窠顶（Alamut，在里海南岸的阿尔博兹山上，曾是“山中老人”霍山所创立的阿萨辛教派的所在地，1256年被蒙古人攻陷后成为波斯明教的总部——译者注）昔日的尊严。

他们聪明地没有选择从中亚高原进入中国的陆路，而从印度洋绕过马六甲海峡驶向东中国海，在那里他们不仅能找到叛教的黛绮丝，而且能绕过衰落的光明顶，直接掌控主要在中国东南部活动的明教组织，这一组织——据他们从情报中得知——正处于极度的混乱中。

当他们在1357年初出发时，这一选择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当他们在当年秋天抵达黛绮丝所藏身的灵蛇岛时，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黛绮丝在西域的计划全盘落空，但却令她意外地得知谢逊的下落，在剩下的半年时间中，她在殷离的陪伴下远赴卡纳加岛接回了谢逊，并将其安置在自己的岛屿上。

黛绮丝希望将屠龙刀献给总教以减轻自己的罪愆。

为了找到与屠龙刀齐名的倚天剑，她又绑架了峨嵋派的新任掌门人周芷若。

据元帝国海军一份调动记录表明，张无忌和赵敏调用了一艘军舰，追踪黛绮丝来到了灵蛇岛上，与波斯人发生了冲突。

据推测，张无忌以精湛的格斗技巧击败了波斯人中的精英武术家，并夺回了六十多年前由王鸣带到波斯的圣火令。

当波斯人得知这个貌不惊人的青年已经成为拥有无上权威的中国明教新教主时，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图谋难以成功，况且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波斯明教危机的办法。

最终达成的折衷结果是：黛绮丝和女儿小昭返回波斯，由小昭继任为新任教主。

作为中国明教教主，张无忌向小昭表示形式上的臣服，而小昭的继位无疑有利于张无忌对中国明教的统治，这或许是唯一令双方都能满意的解决方式。

在这一危机解决后，张无忌和他的女友们漂流到了一座荒岛上。

中国官方史学家们认定，这座岛屿就是那座后来被鹿鼎公爵命名为“一切胜利岛”（All-Win Island）的钓鱼台岛，并以此作为中国在元朝已经对该岛行使主权的论据：他们强调，张无忌是第一个对该岛进行巡视的中国元首。

不久，张无忌和周芷若在谢逊的主持下订婚。

周芷若据说是宋朝的着名贵族“汝南周氏”的后裔，这一家族在宋元战争中惨遭荼毒。

周芷若的父亲已经沦为汉江上的船夫，死于元军的铁蹄下。

幸运的是，丧父的周芷若得到了灭绝修女的器重，成为峨嵋派第四代掌门人。

周芷若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同时贵族的基因和贫贱的早年生活也令她充满了重振衰落的峨嵋，并恢复家族荣耀的野心。

但周芷若的武术水平却并不像她的美貌那么出色，这令她最初在灭绝死后的峨嵋派并不受欢迎。

她的同门丁敏君召开临时会议要废黜她的掌门之位，并得到了大多数成员的默许。

黛绮丝对她的意外劫持反而把她从第一个被废黜的峨嵋掌门的羞辱中拯救了出来。

当张无忌将她从黛绮丝的囚禁中拯救了出来后，周芷若再次发现幸运女神在向她微笑。

她和张无忌在光明顶战役中就已经相识，并用她惊人的美貌征服了后者。

现在，抓住张无忌对她来说就是唯一翻身的机会。

然而，两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阻碍横亘在她面前：第一是在昆仑山已经和张无忌订婚的殷离，第二是和张无忌情感日益升温的赵敏。

殷离离奇的死去和赵敏的失踪令周芷若轻易克服了这些障碍。

张无忌和谢逊都相信，是赵敏谋杀了殷离，偷走了屠龙刀而盗船离去。

这一事件是历史上最着名的疑案之一。

种种相互矛盾的记载和推断使得真相或许已经永远被埋没在了钓鱼台岛上（笔者曾经两次搭乘香港的船只前往钓鱼台岛实地考察，然而都被日本军舰所驱赶），无论如何，这一事件的受益者不言而喻，几天后，周芷若已经成为未来教主夫人的不二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