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去找老板，他最近对超现实主义特别热衷，搞了好几幅这样的画作放在办公室里，不是达利瘫软的时钟，就是毕加索乱七八糟的眼睛。

看的我觉得很诡异，但是又不能说不好。

他让我翻译米罗给乔治·拉亚尔的信，然后提出送我一幅超现实主义画的复制品，可是我总是觉得实在不符合我的审美观，权衡之下我搬了一幅毕加索的向日葵回去。

我一点都没觉得这向日葵好看，甚至有些讨厌。

说到我的老板，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去年他跟我们一起合译了多丽丝·莱辛的好几部作品，他那时候就笃定的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很有可能是这个老太太。

他说，再迟，人都挂了，给荣誉也无福消受了。

我译的是她的短篇《无魔法可售》（No Witchcraft for Sale）和《温柔的蝗虫》（A Mild Attack of Locusts），最后跟我师姐师兄译的其他的一些短篇集结成书出版了。

后来果真是这个老太太得奖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老板应该去押研究生考试英语题目。

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她在中国一下子成名了，然后我们的书就连夜加印。

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于是我就傻乎乎的拿着那幅画出了院办，没走几步远就听到我师兄喊我，我这个师兄也是奇人一只，炒股票的很牛的一个散户。

老板的老婆炒股票，买基金，于是我师兄每星期都要到老板家吃饭、谈心。

有一次我问他，“你都赚那么多钱了，干嘛还要过来念研究生？”

他很干脆的回答，“我怕哪天大盘崩了，我平治进去裤衩出来，有了硕士文凭，起码我还可以去大专当个英语老师，不至于没饭吃。”

我当时就很敬仰了，连后路都想好了，怪不得这么勇往直前的。

他叫住我，愁容满面的，我以为是今天股市跌停了，连忙问到，“怎么了？赔了？”

我师兄说，“哪里啊，要是赔了我就没这么烦神的事情了，喻夕，你帮我个忙行不，我表叔家那个小妹妹要住院，但是东华医院那边说没床位。”

我问咋回事，我最近挺怕人生病的，尤其是小女生。

他又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刚才查出是乳腺纤维瘤，要做手术的，可是普外那边说没床位，给拒绝了，手术起码要延期一个星期。”

“多大？”

“十七岁。”

我立刻就同情心泛滥了，我想了想打了个电话给肝胆外科的值班室，然后得知我干爸在医院参加会诊呢，我立马就拉着我师兄去东华医院。

结果我忘记我手上还拎着那幅向日葵。

然后就被误解了，我干爸会诊完一看到我手上这个玩意，以为是我师兄给他送礼来着呢，脸一板一吼，“干嘛，拿回去！”

我翻翻白眼，“少来了，我老板给我的复制品，你以为我给你送礼来着呢啊。”

他“哦”了一声，然后仔细听我师兄把事情讲给他听，然后他又火了，“普外什么没床位啊，就是指望病人给送红包的，医德败坏！”

我干爸的嗓门实在是太大了，医生办公室的主治和实习生都被震的头发一竖一竖的，我觉得他这么一吼过之后，起码一段时间内肝胆外科没人敢收红包了。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普外的主任，没两分钟那边给消息，说是马上就可以办理入院手续。

我和师兄都笑了，可是我干爸就更气了。

于是他开始把那些手术安排重新看了一下，提前了好几个，也延期了好几个。

我陪师兄去办理入院手续，然后他家人把小妹妹送了过来，小女孩很可爱，花季一般的年龄，现在却穿着松松垮垮的病号服，名字和病史被贴在护士站上的看板上，医生护士统一叫她58床。

她连课本都带过来了，可是每时每刻都在说话，掩饰自己的不安。

她的主治医师给她开了很多化验检查的项目，主要是为了确认各项指标都正常，才能安排她的手术，不知道是不是干爸关照过的，小护士都挺热情的。

房间离医生办公室挺近的，我一向是在东华医院走动惯了，觉得没啥作为病人家属的禁忌，然后就往那边体重秤上站了过去，然后就听一个小护士斥责的声音，“家属不要到这裏。”

然后我发现自己的向日葵还拎在手上，肯定加重了我的体重，准备放下来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没事，她是我朋友。”

轻了一点，我心满意足的走下去，一抬头，就看见那张很帅的脸。

我真的很惊讶，直接就把向日葵举起来指着他，“你怎么还没回家，不是早交班了嘛？”

他温柔的笑笑，“我刚上课回来，准备回家了。”

我不置可否，他反问我，“你怎么在这裏，你妹妹还好吗？”

“我陪别人来的，58床。”我故意给他时间去想想，结果他不负众望，“刚才入院的，刘施瑜，女，17岁，乳腺纤维瘤？是韩医生的病人。”

我很是佩服他，不是自己的病人记性也那么好，简直可以媲美电脑上的医生工作站了。

于是我问，“什么是乳腺纤维瘤？是良性的吗？一定需要手术切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