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刚才正在开会的孙馆长接了一个电话，却是有一位叫“王金平”的老人打电话过来，说手裏面有一本南都市刚刚解放时期的军事管制时期法令想要献给博物馆。为此，王金平先后联系过南都市县级博物馆、解放战役纪念馆，馆里的工作人员说，馆内没有收藏同时期的文献，并表示希望收藏，但需要王金平自己把文献送到纪念馆，王金平亲自将文献带到纪念馆，却巧遇纪念馆闭馆，老人住在郊区，出行不便，就只好作罢。如今，老人十分希望知道，这本63年前军事管制时期的文献，究竟有多大的文献价值。

孙馆长研究文献收藏这么多年，一听这些内容，就知道史料价值极大，要知道每个地方从刚解放时的军事管制时间很短，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颁发的政策法令，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况且，这类法令存世极少，更具有研究价值。只笑那些纪念馆的同志不识货，还叫王大爷亲自拿了书献过去，如此宝贝，就算自己跑上十趟也是值得的。

上了车，孙馆长也不和林逸见外，毕竟两人是在一张桌子上喝过酒的，孙馆长又把林逸当成小朋友看待，那种近乎程度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当孙馆长听说林逸也是玩书的，并且经手了几个大买卖，就感叹道：“看起来我真的是老了，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个传说中刚入行不久就晋升为一品玩家的林逸就是你吧，我开始还以为是同名同姓呢。”

林逸有些诧异，老头的消息也忒灵通了些。

“你别这么好奇地看着我，整个南都市就两个三品玩家，一个是卖酱油的徐老板，一个就是给博物馆打死工到处收老货的我。”孙馆长笑呵呵地说。

“你别看我这模样怎么看都像收破烂的，论在旧书领域的资历，却也能和老徐平起平坐。老徐凭借的是财力，我凭借的是阅历。干我们这一行，想不增加阅历都不行啊，一年要见很多古籍版本红色文献，日积月累，就这样了……不过现在这世道，想要在书海淘宝，捡漏，单凭学识也是不行的，尤其现在全民皆兵大兴收藏热藏宝热，连乡下种地的老汉都知道老东西值钱，何况那些精明透顶的读书人。”

紧接着孙馆长就叹口气，然后从怀里摸出一瓶二两装的“小三鞭”药酒来，问林逸喝不喝，林逸摆了摆手，老头就对着酒瓶抹了一大口，有些心灰意懒地谈了一些自己这几年的经历——

“十年前，我可以花十五元一册买到线装本的《四部丛刊》，还要在卖旧书线装书的地方挑来选去，什么《尚书正义》，经部的，不要，管它是不是影宋版！我只要集部有名的大文人的集子——《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十册一套，品相很好，出价二百，太贵了，不要，160吧？好吧。于是成交。中华书局1973年影印一函四册的《元诗别裁集》，本子很大，影印清晰，因为这是给领袖们印的，当然不敢怠慢，200多元，行吗？不要！我只想要《唐诗别裁集》、《宋诗别裁集》。于是书放回去了。那时候当然我有的选择，一套近乎十品相的《唐诗别裁集》，一函八册，我也不过只花了三百余元就弄到了手。”

“那时候还有一种感觉，卖书的比买书的多，书当然也好的多，到处是求着您买他书的谦和的书商，到处是笑脸相迎，到处是售书书目，寄到你的家里——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你要这些书的。是啊，人想买旧书，只有一页《旧书交流信息报》，上面有一个售书目录的专版。密密麻麻地登着各种转让信息，好书有的是。那时候我们博物馆也不过草创伊始，没开馆几年呢，就花了很少的钱，从各地大肆购买和邮购需要的珍本古籍线装书，至于那些以后价值不菲的红色文献基本上都半卖半送，很多都是人民群众分文不要义务捐献出来的。”

“如今，这个市场上到处是人，买书的，卖书的，只要手头有一本好书，立马就把价格提高三倍四倍数倍甚至数十倍上百倍，牟取暴利……可怜的学者文人想参考这一本珍贵的资料的时候，就只好接受这敲竹杠的天价——有什么办法呢？尺有所长，寸有所短，谁叫你没有那点敏锐，没有人家的那种辛苦，那种职业化的见缝插针的锐利的眼光与功夫呢？”

“说起来我们博物馆现在也不好办呀，好书价格太高，根本就收不上来，就上次收了一些书，零零散散一千多本，就花费了800多万，我这个做馆长的呆在财政局硬是磨破了嘴皮子，这才让人把款项批下来。”

说完这些，孙馆长又是一大口药酒，顿时整个车内弥漫着一股子药味儿。

“还有这献书的，以前人善良，质朴，没有那么多歪歪道道，金钱观念，有了好东西，第一想到的就是国家，就是该不该把东西送给博物馆；现在呢，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你别说有价值的文物古书了，就算是一本稍微晚点的民国书，搁在手里头也想要卖个一二百块，哪有白白献给国家，送给博物馆的高尚念头？你收书，好，拿钱来！”

老头说完这些，就又很郁闷地喝了一口药酒，那少说有二两的“小三鞭”很快就见底了。

林逸可以理解他，像孙馆长这种人，喜欢喝老酒，喜欢骑二八自行车，喜欢穿那种不时髦的的确良衣服，整个人充满了怀旧感。也许对于他来说，实在不太适应这种时代的变化，经济搞上去了，美好的品德却逐渐丢失了。

有时候仔细想一想，我们究竟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

……

收书的地方并不太远，就算曹一刀的驾驶技术再挫，像乌龟爬一样也能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