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逸不急着出售自己的民国书，却惹得曹一刀和郭子兴两位老哥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根据行规，如果他们能帮林逸找到买家，就能赚百分之二的介绍费。

可是林逸人家不卖，他们还赚个鸟啊。

郭子兴还好说，曹一刀这个市侩的家伙就缠着林逸跑前跑后，努力用嘴皮子动员林逸把书卖出，并且说自己在上海那边找好了买家，只要过去就能立马交易。

林逸一概置之不理。

曹一刀就继续缠着他，幸亏老曹也懂得一些琴棋书画，拿这些做沟通桥梁，和林逸下五子棋，玩军棋，吹口琴，画乌龟王八往脸上贴，像跟班似得，忙得不亦乐乎。

林逸没想到这货像狗皮膏药一样，踢又踢不走，呵斥他脸皮又够厚，于是就说：“想要我卖也可以，给你那个主顾打电话，让他赶过来，一天的时间，来了就交易！”

“什么，现在？我曰，他可是在上海，离这裏十万八千里。”曹一刀苦着脸说。

“那我就没办法了，看起来大家缘分没到。”林逸耸了耸肩。

曹一刀一咬牙，“好，我联系他。”

……

林逸低估了曹一刀的交际能力，更低估了上海那边民国新文学爱好者的疯狂程度。

一个地方文化氛围，可以从旧书市场的火爆情况看出来，南京，京城，以及天津，杭州，西安等地，是最具文化氛围的大城市，不管历史还是文化都首屈一指。而当下民国新文学正式兴起的圣地，则是在上海。

为什么这样？

首先，上海是个近代摩登城市，由于没有过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此特别重视近代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将这些近代文学之类的东西搜集整理起来，作为自己的“历史”来弘扬。

其次，上海有一股传统的“海派”文人，他们与传统的“京派”文人相对立，而这些人大多数都居住在上海，并且为新文化运动做过贡献，比如说沈从文，巴金，黄裳，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都为上海这个时髦城市书写了很多传说和故事。

可以说，海派的浪漫与小资，成就了文学上的鸳鸯蝴蝶，温情蜜意，不同于京派的刀光剑影，独树一帜，因此在新文学运动中占据重要一席。

如今光阴如梭，到了现在，上海俨然已经成了神州大地的龙头城市之一，为了巩固他的新文化地位，抗击京城，南京，以及杭州等传统城市历史文化的冲击，开始大力推进民国新文学的整理和挖掘，因为这段文化最能体现上海这个大都市的文化底蕴，也最能展现上海的文化资本。

说白了，上海凭借对民国新文学的重视，开始和京城和南京等大城市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

与此同时，作为海派的文人们更是大肆追捧民国新文学，以健在的巴金，黄裳等文人大咖为代表，树立了民国新文学的收藏标准和热潮。

就这样，在这股热潮的冲击下，原本上海旧书店10块，8块的民国书，只要沾上“新文学”字样，就立马身价百倍，变成1000，800，甚至更多。那些旧书摊卖旧书的傻眼了，以前扔大街上也没人要的东西，却变成人人争抢的香饽饽，原先卖5块钱一本的《我在日本狱中》，作者是女革命家谢冰莹，民国时期的初版本可以卖到900；原先卖10块一本的短篇合集《灵海潮汐》，因为作者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卢隐，初版本的价格变成了1500，原先卖30块一套的线装本《遥夜闺思引》和《遥夜闺思引跋语》，两薄薄一小本，却卖到了1．3万元。

疯了，整个旧书市场全都疯了。

那些低价出售过民国新文学的全都哭了，哭得肠子都悔青了，那些偶然捡了漏，买到了具有收藏价值民国书的穷书生们，全都笑了，笑得嘴角直抽抽，买书也能发财，这种生活，硬是要得！

上海文人对“民国新文学”的追捧，那种狂热是你所想象不到的，甚至对于胡兰成，周作人，还有张资平这些本身道德方面有“瑕疵”的文人，也趋之若鹜，甚至有人为他们洗白，为他们说话，为他们喊冤叫屈抱打不平——

上海文人为了能够得到自己心爱的民国新文学，可以卖车卖房，可以千里邮购，万里追踪，甚至有痴迷者，更是把收藏新文学当成了一辈子的事业，可以不娶妻不生子，但不可以不收藏新文学书籍！

够癫，够狂，够痴情！

……

上海到南都差不多1000公里，按照一首歌来说，绝对是“千里之外”。

可让林逸想不到的是，在晚上七点钟左右，他接到电话，曹一刀告诉他，那位上海来的书友已经来了。

……

璀璨的霓虹灯下，照耀着南都的繁华。连续几年两节一会的召开，让这座古城散发出了惊人的魅力。

312国道两旁，悬挂着宽大的条幅，“喜迎两节一会，建设精神文明”。

路旁，身穿黄马甲的清洁工推着三轮车，正满头大汗地把路边西瓜皮之类的垃圾扫进灰斗里，可惜，那西瓜皮似乎太多了，源源不尽，扫了一处还有一处。

在这闷热天气，也许对于他来说，迎不迎两会没关系，那些混蛋王八蛋少扔点西瓜皮才是正事。想到这裏，这位没啥追求的清洁工大叔就把愤怒的目光看向了不远处正在蹲在地上捧着半拉西瓜狂啃的曹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