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纲仔细地翻阅着她给他的报纸，这些报纸的内容五花八门，很是丰富，新闻，小说，诗歌辞赋什么都有，有的甚至还连载一些奇闻逸事和花边新闻，包括一些内容十分香艳的“另类”小说，虽然比不上后世的那些打擦边球的“准H小说”描写的那么露骨，但也相差无多。

外国报纸偏重介绍国际时事新闻和西方科技及基督教文化，中国报纸偏重于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介绍和宣传，以及对朝政时事的评论（这一块很不招朝廷“喜欢”），两次中日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冲击，使得中国的文化意识方面开始觉醒，中国传统精英阶层的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新一轮学习西方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潮，从这些报纸不遗余力冒着“妄议朝政”的危险“论论”中国和西方的文化，思想以及制度方面的优劣，不断提出“改革”（变法）的建议的行动就能看出来。

如果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将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的输入和传播是缓慢的话，两次中日战争后，西方的观念和价值标准则于十九世纪末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西方文化思想和科技而来的是中国的很多传统士大夫对西方文化这种传播态度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两场成功的对外反侵略战争成为了中国思想意识界地分水岭。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人对西方仅有的一点兴趣大部分集中在科学技术知识（中国人叫“艺”）上，现在，中国的文化阶层已经把目光转向了西方的政治知识，经验以及制度（可以简称为“政”）上了，甚至于还包括西方的宗教思想和文化方面（可以简称为“教”）。

士大夫文人们日益接受西方的文化知识和价值标准，使得西方思想从中国文化的外围向中心渗透，但因为中华文明自身地强大生命力。这种渗透实际上起到了西方文化思想和中国文化思想上的融合（就像那个极其有名地“四教合一”）作用，在因战争而引发的民众普遍要求改变现状的背景下。这种思想上的融合速度大大的加快了。

葺尔小国日本接连两次敢于向大清国不宣而战，每次都打得大清国措手不及，这两场战争打痛了中国人，也打醒了中国人。

第一次甲午之战中大清仓促应战，胜得极其侥幸（如果不是有一只小小蝴蝶在作怪的话）。第二次丁酉之战，在有了一定准备的条件下（中国拥有了万吨铁甲巨舰和新式巡洋舰及潜艇，还有“充足”地“兵力”和火炮）。尽管最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还是付出了巨大的损失和伤亡代价。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大清陆军伤亡将近6万人，海军四支舰队一共伤亡近千人，两个海军提督牺牲，损失巡洋舰5艘，其他各类舰艇及民船12艘，官民死伤还没有确切数字。大清为这场战争支付了差不多1000万两白银的军费，而战争的胜利果实却几乎全部被西方列强所掠夺，这个结果对中国朝野上下各阶层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尤其同样是亚洲国家的日本战败后就此被欧洲列强瓜分的残酷现实也警醒了中国人，中国上下各阶层想要让国家强大起来的愿望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

许多人在报纸上發表文章说：“……试看亚细亚之古国。除中国与泰国，未为列强亡者，几为列强亡者有几？日本明治维新凡历三十余年，变成法，启民智，方有后来之盛，然终不免败亡，以其国土太狭，民力太弱，虽一意振刷。以求自强。然轻启战端，侵掠他国。稍有挫折，瞬即覆灭，诚可叹也。而泰国则不然，泰人师取西法而厉行改革，不轻与邻国启衅，故隐隐有复兴之像，英法亦颇忌惮之。我堂堂中华，岂不能效泰日之所长以振兴乎？”

这篇文章把日本和泰国走过的道路做了比较，指出了日本败亡和泰国得以在英法两国在东南亚的角逐中存身的原因，分析的也可以说很有道理。

“……方今世界，优胜劣败，弱者先绝，中国地广人众，物阜民丰，若能取法日本，自强振作，或有一线生机，与列强并存于地球，如若不然，日本之今日，即中国之未来也。”

这个是大概是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角度讲地，希望中国能够快些振兴，免得被开除了地球的“球籍”。

那个时候的中国报纸，能够报导这样激切的言论，呼吁国家变革图存，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孙纲注意到，这些报纸好多都是后世的史书中称为“维新派”的人士办的，因为，他看见了有的报纸上面有梁启超等人的名字。

他这才想起来，现在是1898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

历史上那场着名地“戊戌变法”，是不是快要开始了？

因为孙纲介入到这个时代的关系，让中国发生了太多意想不到的变化，这场以自强图存为目标地政治改革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会以怎样的形式爆发？又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他现在想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