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孙纲来到这个时代后对中国陆军的了解，中国陆军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作战思想落后，从士兵的组成和训练，军官的选拔，军队的管理体制，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度等，都和近现代的国家军队格格不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努力想以西方的模式来改变中国陆军的现状，但成效一直不大，就很说明问题。

中国陆军的前身大清陆军里，八旗、绿营存在的问题众人皆知，可就拿地方新组建的各省“练军”来说，虽然这些军队接受了西方的军事训练，并装备了大量西方的枪炮等武器装备（大刀长矛并未完全“退役”，甲午丁酉两役孙纲都有见识过），但这些军队无论从组织形式和作战原则，仍然不适应现在的军事实践。

比如说，尽管军队里上下级官兵之间存在着个人的亲睦关系，像曾国藩说的，“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受其私恩，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但实际上，这种官兵之间的“融洽关系”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由于军官们滥用权力和普遍存在着的克扣军饷的贪腐行为，士兵们对他们的军官存在着相当大的不满，以至于中国陆军经常因为此类事情而发生哗变。

这样的军队，对国家和人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忠诚度，相比之下，日本军队在这一点上做得可以说非常好（日本士兵的服从心和忠诚度都可以用“过剩”来形容了）。

更要命地是，中国陆军的军官们不但缺乏实战经验。甚至于连最基本的军事训练都谈不上！

因为，在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中，中、上级指挥官能够获得不直接参加战斗或亲临前线的“特权”，这样实际上就使他们远离了军事实践活动，甚至是正常的军事训练，更别说相对严格和复杂的纯西方式地军事训练了。虽然在阅兵时或者显示“军容”的时候，这帮军官也都在场。结果就造成了这种现象。在上官检阅时“军容整肃，威武雄壮”。等到真的打起仗来，就是“临敌不能一用”了。

为了加快中国陆军的现代化进程，李鸿章等洋务重臣曾经花费巨资，聘请了大量的外国军官，有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前来中国负责教练中国陆军，但由于中国军队当中的这种“特权”思想存在。这些外国教官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无法对中国的各级军官和士兵进行广泛普遍而系统的训练！

一些外国军官针对这种情况，曾经说过，“中国的士兵们可以熟练的操作和使用他们的枪炮，而率领他们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军官却无法做到。”一位德国军官指出，“这些毫无训练的军官们也承认我们的炮兵是极其优越的，但他们却认为他们的步兵比我们优秀得多，我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中国军队里的好多军官对现代军事技术的无知和自大。令人无法想象，我认为如果从士兵中选拔一些人来取代这些什么也不知道的贵族子弟的话，情况会更好一些……”

对于这种情况，李鸿章曾经哀叹，“此等练军，都是纸糊地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而属于孙纲自己的“北洋三队”的主要来源是参加过甲午丁酉两役的北洋陆军官兵，他们大都经过战火的考验，军官组成又都来自基层和一线，接受的完全是西方的训练方式和战斗思想，待遇又较他军为优，而且军队从上到下组成大多是东三省当地人，有强烈的保家衞国意识，所以才不存在这些问题。

这次围攻海参崴的行动。李鸿章和张之洞等洋务重臣也深深知道各省练军存在的问题。尽量把他们认为还算“不错”地“精锐部队”给孙纲调来，补充他手中地兵力。可现在，以孙纲对这些“陆军精锐”的了解，他们能在战斗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还是个很大的“未知数”。

对于这么一帮将领，硬讲道理是不行的，还不能压制他们的“参战热情”，孙纲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向他们表示，现在兵力单薄，在张之洞的“自强军”和广东的“广胜军”到了之后，再发动攻击，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将继续保持对海参崴俄军的炮击，并以狙击手对俄军进行狙杀攻击，保持对俄军的压力。

其实，经过各省援兵的陆续支援，孙纲手中的兵力，除了原来的“东省铁路护路队”约12000人左右的军队（在哈尔滨保衞战当中损失了大约1500余人，后来经过了补充，又将左宝贵的奉军余部编入后，达到了现在的规模），4000人的“北洋特攻队”（也借机扩编了）和3000人的朝鲜军队外，还有10000多人的外省援军，这些军队都是原先的大清练勇，虽然装备都不错，但只有极少数的部队参加过实战，因此孙纲没把他们的“战斗力”计算在内。

为了不影响全军的“整体发挥”，段祺瑞按照孙纲的指示，把他们带来的炮兵统统集中了起来，统一编成了“大炮营”，这些军队一开始还颇有“抵触情绪”，但慑于孙纲手中这支强军“哈尔滨大捷”的声威，还是乖乖的进行了“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