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晚期的中国，由清朝政府投资的官办制造局和造船厂因为直接关系到国防，所以没有寻求私人资金和交由私人办理（孙纲的北洋船政局也不例外，属于“国营”的），但后来出现了“官督商办”的运行模式，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国库根本没有大量的能够转化为兴办大型企业的闲置资金，所以无法把重要的工业部门组成类似西方的“国家垄断”形式，而且这些新兴企业需要专业管理和技术才能，这些是当时的中国官员所根本不具备的，因此，“官督商办”（后来又有了“官商合办”）的运行模式应运而生。

马玥告诉孙纲，中国企业目前的这种运行方式和西方的企业完全不同，西方的企业多采用股份制，通过召开股东会议选出董事会和全体高级职员，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滋生腐败现象，而中国的“官督商办”企业则不是这样，“官督”不可避免的导致官员们和企业的经理人员争夺利润，并造成企业权责不清，“商办”的民间经理人员对此感觉到不满，会一点点的丧失经营企业的兴趣，而且“官商争利”的行为减低了民间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让企业失去民间资金的支持。这样一来，企业往往很快的就丧失了前进的动力，最后陷入破产倒闭的绝境。

而孙纲的北洋船政局为什么会经营得很好，是因为孙纲一心为国家和海军着想。没有和这座国营企业的经营人员“争利”的缘故，而马玥的北洋商贸集团则完全采用西方的股份制经营模式，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办”，所有的人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所以生意才一直蒸蒸日上。

马玥说，在现在的中国，凡是还坚持“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现在的日子都不太好过。而民间完全意义上的“商办”企业却一直经营的很好，尽管这些企业在业务范围和资金方面不能和官方参与的企业相比。因为后者常常得到来自官方的资金支持。

“如果你听我的。以后就干脆让北洋船政局变成‘纯商办’的好了。”马玥对孙纲说道：“现在小江在主持还好说，一旦将来所托非人，总这么权责不明的话，非得倒闭不可。”

“你说的是。”孙纲听得连连点头，他当然明白她的意思，这个企业“权责不明”的问题。也曾经困扰了后世的领导者们和经济学家好长的时间。

如果把这类“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变成“纯商办”，让企业的经营者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的来经营企业，把企业的兴衰和经营者自身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政府只起一个监督“游戏规则”的“守夜人”的角色，就不会让企业出现“制度性”的“经营不善”地情况。

而困扰中国人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腐败”问题，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

孙纲和马玥就这件事仔细商议了一下，孙纲又征询了一些商界人士和官员甚至是一些外国顾问的意见，决定向政务院的老头子们把这个事提出来。确定后实行。

在春节过后，“华夏共和国”政务院颁佈了一系列的法令，其中包括很多新的西方式的行政章程和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是在一些聘请的外国法律专家的帮助下完成的，其中《刑法》是以德国法典为基础，《民法》以法国民法典为基础。新的刑法废除了前清时的许多如凌迟、斩首示众、死后枭首和纹面等酷刑；《民法》在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的同时，照顾了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和习惯，避免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传统保守势力的抵制；另外出台的还有好多商业法规，是以美国商法为基础的，如《商律》、《公司商法》、《公司登记法》、《破产法》、《专利权法》等。

在颁佈实施新法律法规的同时，“华夏共和国”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革除陋习”的政令，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断发易服”。

“……查男子蓄发辫，现今世界各文明国皆无此例，且发辫易藏污纳垢。头部患疾。极易为病菌感染，多有因此而不治者。可为陋习。而三军将士尤易受其害，前清时我海军即不在蓄发辫之列……古圣人有云：上以风化下。今国家百业待兴，革故鼎新之际，当去此陋习，使我民族以新面貌而立于世……”

中国人的脑袋后面，终于可以“利索”起来了。

其实由于“己亥之乱”满清王公对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出卖引来俄国入侵的关系，民众对清王朝已经由不抱希望变成了切齿痛恨，很多百姓没有等国家正式颁佈法令，就已经把拖在脑袋后面的辫子自发的剪掉了，现在新成立的华夏共和国政府正式下达了“断发易服”的命令，民间对此大多持赞同态度，当然也有一些人执着于保留这种“传统”，但毕竟是少数了。

关于“易服”这件事，国家则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要求“易清服，换汉服及西服均可，听任民间自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