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武革命模式的致命缺陷恰恰在于，它无法提供任何可操作的、得到公认的合法程序，哪怕是某种宗教性的仪式，来认定合法的权力接替者。于是，新的统治者就只有自己“证明”自己的天命。

这样的“合法性证明”基本上只有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实行“仁政”之类的实际政绩，其二就是通过所谓“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前一种方法并不总是可靠的，光让百姓安居乐业虽然有利于稳定政治秩序，但并不能证明君主的神圣性。

特别是当社会经济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更是迫切需要来自意识形态的“神性”证明。这样，历代王朝都必须自己出面大力制造其统治的神圣性，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在”，是“真龙天子”。

这就极大便利了那些通过暴力、阴谋夺权开国的王朝统治者，因为他们可以先夺了权再来证明自己的“天命”！

通过这种手段产生的君主，其统治的合法性最终只能依靠统治者的自我论证，而不可能来自某种被社会公认的宗教仪式或传统习俗。

然而这种自我论证的意识形态策略却不可避免地为其合法性埋下危机的祸根，因为这种愚民骗术并不能欺骗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觊觎大宝的野心家们自己就根本不可能相信什么“真命天子”之类的神话！

中国历代王朝以暴力、阴谋夺权为“共同特征”的开国“实践”本身就为所谓“天命”做了最真实的注解，给觊觎者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只要夺权成功，就可以自己证明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天命所系。

这样一种缺乏程序理性的天命论传统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导致“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因而势必使关于君主的神圣性成为纯粹的欺骗性宣传。

暴力夺权的君主建国方式与打江山坐江山的“家天下”传统密不可分。暴力夺权的动机源于视天下为私有产业的观念，就是黄宗羲所指出来的“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而暴力夺权的结果则又强化了这种家天下的观念和传统。既然君位是通过抛头颅洒热血的代价换来的，那么一旦到手，就格外显得弥足珍贵，君主必然会将绝对的权力视作自己打江山的“合理回报”，所以绝不可能接受任何制约、制衡或监督，更不可能甘心作虚君。

而必然把公共权力当作实现君主一家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但是，君主越是将绝对权力视为私产，君权越是包含巨大的利益，那么对君位的争夺也就必然越激烈。为了防范篡权，君主又不得不加强其绝对权力，从而形成一个无法摆脱的以争夺绝对权力为中心的恶性循环。

于是，君主的神圣地位愈益离不开世俗权力的支撑和充实，不掌握绝对权力的虚君就成为不可想象之事。一方面是君主自己不可能甘心于当虚君，另一方面是觊觎者的存在使在朝的君主不能也不敢做虚君，否则势必江山易主！

这样，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就仅仅是绝对权力的代名词，利益最大化的代名词，而缺乏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君主的神圣性不是来自某种超越性的权威，而是来自绝对权力的支撑。

所以在中国，君位就不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圣物”，而是各路豪杰可以争夺的对象，所谓“市井之间，人人可欲”。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贯穿着连绵不绝的君位之争，血雨腥风的宫廷内斗、盈尸遍野的王朝更迭战争，无不是围绕着夺取皇权而展开的。

而在其它成功实行了“君主立宪”国家的历史上就鲜见如此频繁如此惨烈的君权之争，原因就在于其君主既不是靠暴力、阴谋夺得江山，也基本上就不拥有绝对的专制权力。

在中国，不但政治精英们不认为夺权行为是亵渎神圣，而且社会公众居然也默认了这种“打江山者坐江山”的游戏规则。这就不难理解何以中国民间流行“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的谚语。无论在哪个君主立宪国家，人们都不可能听到类似的民间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