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和英国内阁的优柔寡断一样。在加里波利前线的英国指挥官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总是犹豫不决，把时间全都浪费在了讨论战略上，结果让宝贵的战机都在手中一点一点的溜走了。

尽管协约国军队在加里波利半岛的军事行动遭到了重大挫折而损失惨重，但并没有完全失败，战事尤有可为之处。而且由于协约国军队的多次海陆进攻，土耳其方面的损失也相当大，各种兵器和人员消耗极重，而且由于英国潜艇部队对马尔马拉海上航运的破坏，土耳其的物资补给已经开始发生困难。这些从土耳其军队的总司令赞德尔斯将军和海军司令索罗切恩将军发给德国总参谋部的报告就能够看出来。

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司令利曼。冯。赞德尔斯的参谋官所做的关于加里波利战役的相关记载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知道，敌人只要再继续向前进行扫雷，他们就可以完全确定一点：那片曾经让他们心惊胆战的水域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水雷了。土耳其人储备的水雷已经全都用光了。在君士坦丁堡剩下来的水雷——无论是漂流在海里的和系留在水中的——数量都很少，根本不足以继续支持作战，而且也难以得到补充。如果这些水雷也耗尽的话，将有漫长的6个月时间，不会有水雷到达战场……”

“土耳其军队目前已经消耗掉了大部分的弹药。哈米迪耶要塞上的大炮只剩下了17发炮弹；基利德巴赫尔要塞只剩下10发炮弹。如果我们的敌人在以后的日子里以同样的势头重新发动大规模进攻，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将毫无疑问……”

“……我们为土耳其人的中型榴弹炮和野战炮所储备的炮弹已经消耗掉了一半。像5门25.5厘米的大口径火炮，到现在为止只剩余271发炮弹，也就是说，每门炮只有50余发炮弹。对于另外11门23厘米大炮而言，每门炮也只剩下30至50发炮弹……土耳其海军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苏丹’号装有高爆炸药的大口径舰炮的炮弹情况尤其严重，因为它们已经全部耗尽，而中国方面答应提供的炮弹因为海路的阻隔而无法运进来，只有这种可以射得很远的远程舰炮炮弹才能够有效的对付山坡后面的敌人。‘戈本’号的弹药也消耗了很多，如果再得不到补充的话，我们只能将这两艘宝贵的战舰开到安全的港口，不再让她们从事作战任务。”

索罗切恩将军当时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5月份到来的时候，土耳其军队在达达尼尔的指挥部已经开始听天由命了。一半以上的火炮弹药已经告罄，而且无法补充。如果敌人一直保持如此猛烈的进攻势头，我们将很难阻止，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的‘苏丹’号战列舰事实上已经消耗光了她所有的主炮炮弹，土耳其人在中国为她购买的炮弹无法运进来，而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土耳其的兵工厂又生产不了这种高爆装药的大口径炮弹……原本就不足的火炮和各种防御设施的来源已经被严重阻断。我担心无法阻止敌人舰队的突破，因为那样的话，将意味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如果土耳其放弃了君士坦丁堡，这个国家将无法将战争继续下去。因为他们所有的能够产生武器和弹药的工厂几乎都集中在首都及其附近地区，进入海峡的英国舰队会将这些工厂全部摧毁。克虏伯的下属工厂已经得到了‘苏丹’号主炮炮弹的数据，并表示将尽全力为这艘战列舰生产炮弹，但我知道，只要保加利亚不站在我们一方，从德国获得任何物资供应都将是不可能的……”

“……在已经布设好的9道水雷防线中，许多水雷已经放在海中浸泡长达6个月之久，其中大部分水雷的引信已经被海流冲走（这或许可以解释英国潜艇穿越时碰到了土耳其水雷而水雷却没有炸响的原因），或者都已经下沉到了船只根本碰不到的深度。至于其余雷区里的水雷，许多都是老式的。性能已经很不可靠，由于水雷的数量不足，它们布设的平均距离达到了90码，超过舰只的横梁三倍以上，因此所能起到的阻拦作用非常有限……”

“……土耳其海军的炮手们因为弹药不足和‘苏丹’号的不能继续战斗而感到沮丧，如果敌人的舰队第二天继续发动进攻，甚至我们在土耳其军舰上的军官也显然对成功的进行抵抗不抱太多的希望。”

甚至于连土耳其军队的着名将领穆斯塔法。基马尔也说：“为了夺取这样重要的战略目标，我们的敌人本来应该不顾伤亡和遭受到的那些巨大的损失而继续大举进攻，他们离成功其实只剩下一步之遥，他们的海军本来也会成功地从海路占领我们的海峡……哈米迪耶要塞后来只剩下了5到10发炮弹，欧洲海岸的各个炮台情况也同样糟糕，……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后，疟疾和痢疾到处肆虐，因病死亡的人数在不断的增加，战场上到处都是尸体，空气当中充满恶臭，5月24日那一天，在敌人的要求下，我们同他们实行了短暂的休战，对战死者进行安葬，防止可怕的疫病将我们双方全都毁灭……大家都认为。如果再得不到足够的支援，我们将守不住这些炮台和要塞，还有步兵的阵地。听说政府已经做出了放弃首都的准备，……但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的敌人只发动了零星的小规模的进攻，他们也许在等待更多的援兵到来，但时间同样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

在协约国军队在达达尼尔犹豫不决的这段时间里，巴尔干半岛上的局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反过来对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巴尔干半岛上信奉基督教的几个国家就像是一群受到长期压制要激烈反抗的孩子们。将近四百年来他们忍受着土耳其征服者的奴役。他们只是在最近这一百年裡经过了残酷斗争之后才恢复了自由。这些艰辛和可怕的战争经历锻造了这些国家的坚忍的民族特性，也给他们之间种下了互不信任的仇恨种子。在两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巴尔干各国政府互相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野心与矛盾。因为他们每一个国家在历史上的某个阶段都曾经是这一地区的霸主，虽然与希腊历史上的荣耀相比，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辉煌历史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但是这些国家都把各自的鼎盛时期的疆域视作衡量其历史权利和地位的标准，所有巴尔干国家都同时将几百年前曾占有过的土地视作自己有权利拥有的领土。因而所有的巴尔干国家都陷入了没完没了的勾心斗角和猜忌的“死局”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