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能怪我，他们太像了。我真的一点都分不出来。”孙纲的眼前浮现出尤吉菲尔给自己生的那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小儿的样子，他回想起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心里面涌动着一丝淡淡的幸福。

不过，想到他们将来可能面临的成长环境，孙纲的心裏又感觉到了一丝阴郁。

为了避免外界对他们和“第一家庭”的猜测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孙纲为这一对双胞胎兄弟起的名字，也刻意的避开了一些“潜规则”。

这两个孩子，哥哥叫孙邦鸣，弟弟叫孙浩诚，和孙纲在俄国出生的爱女孙雪菲一样，没有给他们像孙晨钧孙晨硕兄弟或孙佳馨孙佳宁姐妹一样的顺着起名字。

由于尤吉菲尔的身份特殊，加上她所在的罗斯彻尔德家族对家族成员通婚的严格规定，为了这两个悄悄降生的孩子的安全，迫使孙纲和尤吉菲尔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一次让你去美国，辛苦你了。”孙纲握了握她的手，轻声说道。

因为周围的人太多，又当着两人众多护衞的面，此时的他还不敢做出什么太亲热的举动。

“没关系，这些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尤吉菲尔轻声说道：“不过，我发现沃尔特对美国好像越来越感兴趣了。”

“走吧。上船再说，我们一起走。”孙纲最后看了看远处谈笑风生的宋教仁，拉着尤吉菲尔，冲身边的戴雄飞点了点头。

华夏共和国，北京。

北京城自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后，历经明清两朝，到了华夏共和国时期，已经成为了一座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

当初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对明王朝的威胁，永乐皇帝制定了“天子守国门”的战略，将明帝国的首都定在了北京，这种将国家的首都置于国防的最前沿的措施对中国以后的政治格局和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和重要的影响，直至后世。

正因为“天子守国门”的战略和“生于忧患”的危机意识，从明到清，迫使皇帝们与国家的政治精英们时刻警惕着来自于北方的威胁。而正是因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站在了国防的最前线，使得皇帝和大臣们时刻警醒，也使得国家的黎民百姓时刻警醒，使国家的军队乃至整个国家机器时刻警醒。五百年来，这座古老而伟大的都市历经了坎坷和荣辱，经过了三次的朝代更迭。现在，北京城作为新兴的华夏共和国的首都，仍然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想到后世的一些纯意淫作品里动不动就来个迁都什么的（貌似是都想把国都定在自己的家乡），孙纲总有一种无语的感觉。

坐在火车车厢里的孙纲望着车窗外的北京城郊，不由得感慨万千。

每一次出去视察，看到北京城和全国各地发生的这样那样的变化，总让他感觉到自己是在和时间赛跑。

在北京城，随处可见的是那些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式的老建筑，这些古老的建筑总是会在不经意间。用进入人们的视线当中的一切不断的提醒着人们，这座城市所深藏着的浓厚文化底蕴，以及它悠久的历史。

现在的北京城最大的变化就是街道上出现的那许许多多的汽车，由于北京居民拥有的汽车数量急剧增加，导致了原先旧北京城的道路显得过于狭窄，经过了大力改造和扩建，北京城老式的黄土路或石板路现在都已经被宽敞整洁的新式柏油沥青公路取代。而且面对汽车的大量增加，国家制定的交通规则已经实施并被严格遵守，但尽管这样，北京城的道路还是显得有些拥挤。

“北京的新城区又变得和我上次见到的不一样了，街上的汽车比伦敦和巴黎都要多。”尤吉菲尔对孙纲说道：“我从报纸上看到的，内地的好多城市也是一样，发展得特别快。这种情况连美国人都感到吃惊。”

由于各地兴建的工厂越来越多，加上工人的工资收入比农民的种地收入要高，大量的农民进入到工厂做工，使得中国各地的工业区发展极快，而相应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也加快了，一些外国观察家们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甚至要超过了美国同期的水平。

看着路上的数量如此之多的汽车，孙纲想起几个月前自己和工业部长张謇的一次谈话。那时的张謇几乎是带着憧憬在描述着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模样。孙纲对他大力发展汽车工业的做法表示赞赏和支持，因为他明白，一个国家发达的汽车工业将为成为工业发展的强有力的助推器，这也是孙纲平时出行都坐汽车（并要求各部部长也是一样）以此为宣传手段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推广汽车使用的原因。

如今，自己带给神州大地的改变已经完全超出了他自己的想象，至少现在中国各地的面貌就不是他在甲午年刚刚穿越来的时候所能想象的了。

如今，战争的阴云已经从华夏大地上空散去，趁着欧洲列强陷入世界大战的泥潭不能自拔无力东顾，全国上下都在巨额经济利润的诱惑下和实业兴国的思想影响下，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古老的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着。而这一切，都是在自己的带动和影响下发生的。

坐在车窗旁的孙纲定定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知怎么，宋教仁在一次关于日本的演讲中的话又重新在耳边回荡起来。

“……当然，在我们的国家还在遭受着各种外来威胁和内部危机的时候，通过战争使国家统一并安定下来是必须的，但战争的手段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如果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军队，用飞艇、轮船和火车运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城市去，去用武力解决那些不服从我们的国家！可是这可能吗？光靠战争就完全能够帮助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吗？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选择用武力解决问题，就像这一次欧洲大战的爆发，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灭亡！”

这是在日本发生主要针对中国和德国的排外暴乱事件后咨政院召开会议讨论时一些代表要求对日本宣战时宋教仁所做的演讲。

当时宋教仁面对着那些坚持要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咨政院代表们说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非常深刻的。

那天宋教仁的演讲，也给坐在那里“旁听”的自己上了生动的一课。

从如何解决日本问题开始，宋教仁引申到了中国目前的政治现状中来，他认为：“以前是需要我们打破旧有的束缚的破坏的时期，在那时，面对国内外强敌林立，需要我们用斗争的手段来完成这个任务；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精神，同他们奋勇斗争的时候。而现在，对于和我们见解不同的人或势力，则不需要使用武力，而是应该各自拿出政治上的见解，据理力争的进行斗争，而这种斗争和以往的斗争不同，是为了让国家富强的目的，是和平的、理性的斗争。”

也许是知道孙纲就在那里“听讲”，宋教仁后来的话，也许就是说给他本人听的。

宋教仁是这样说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在共和肇造之时，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时尤需慎重，由于根深蒂固的帝王专制传统和缺乏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在现今的制度下，任何一个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都有可能走向集权专制甚至是独裁统治。而集权专制之害，中国几千年之帝王统治史即是明证。因此在制度安排上，应该考虑对这样的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否则不管是谁当政，都有可能因最高权力的滥用而蜕变为专制魔王！”

记得当时他把这番话说出来的时候，坐在下面的咨政院代表们无不面上变色，当时咨政院大厅里一片寂静。似乎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够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