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由被俄军俘虏的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的奥匈帝国军战俘组成。加上大量的拥有俄国国籍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总兵力约有50000人。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始建于1917年4月到6月间，以“泛斯拉夫主义”为旗帜同他们原来的祖国作战。在十月革命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领导人希望继续同德奥作战，要求布尔什维克政权允许他们经西伯利亚前往法国前线。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签订后，俄国苏维埃政府做出了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调到了俄国南部的奔萨和坦波夫地区，准备在收缴其武器装备之后经西伯利亚铁路将他们送往中国的海参崴，从那里登船前往法国。就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乘火车向东开拔的时候，传来了德国方面要求俄国苏维埃政府拘禁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并将其囚禁在战俘营的消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得知消息后，即在马林斯克——车里雅宾斯克一线发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随后在俄国白衞军的协同下攻克了奔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彼得巴甫洛夫斯克、托木斯克、萨马拉等许多城市，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的西部地区。

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更是当头一棒，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甚至于都准备好了护照、身份证、大量现金和珠宝细软，准备一旦苏维埃政权倒台好流亡国外继续活动。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多亏了托洛茨基以其出色的组织才能恢复了布尔什维克军队的秩序和战斗力，才使得摇摇欲坠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得以艰难的维持下去。

在布尔什维克政府担任“军事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不仅是一位擅长演说的学者，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管理者和领导者。他在临时政府时期的“赤衞队”的基础上，依靠大量的征兵，组建了“工农红军”，这支新式的军队以工人和贫苦农民为主要召集对象，经过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试点”之后，证明效果很好，于是开始在全国推广开来。新组建的红军取代了旧的俄罗斯海陆军，成为了布尔什维克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沙皇时代和临时政府统治时期，为了对现有体制进行破坏，布尔什维克曾经在俄国士兵中到处宣传，提倡开小差，憎恶纪律，抗命不遵和敌视军官等做法，但等到布尔什维克自己掌握了政权之后，却发现为了继续掌权，就必须与这些当初被自己鼓动起来的“无政府主义军人”作斗争。托洛茨基直言不讳的声称：“红军的组织原则和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为了保持红军的作战素质和军事技能，托洛茨基大量征召沙皇时代的旧军官进入红军，同时设置了“政治委员”在军队里监视这些旧军官，并负责激发士气，效忠苏维埃政权。这些在军队里人数不多的政治委员拥有令人生畏的生杀大权，是红军实际的主宰。为了尽快成军，革命后在军队里被废除的死刑也迅速恢复了起来，为了有效的控制军队，托洛茨基在红军当中恢复了更为古老和残酷的“人质法”和“什一抽杀法”，即前线军官在作战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儿女要被作为人质扣押在政治委员手中，如果前线军官发生倒戈或者变节的行动。他们作为人质的妻子儿女就会被处死；而当红军士兵发生哗变或者集体逃亡时，在每十名士兵当中随机抽出一人就地处决。

经过托洛茨基的整编和改组，布尔什维克政权得到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1918年已经达到了四个方面军（分别以东、南、西、北划分）16个集团军的规模，总兵力近50万人，而且还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不断壮大着。

新组建的红军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为最高权力和执行机构，“工农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担任主席，瓦采季斯担任红军的总参谋长。

华夏共和国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张作霖将军曾经这样评价“红军之父”托洛茨基：“要是没有这个犹太人，至少在1920年以前，俄国苏维埃政府就根本不可能存在。”

“感谢中国政府的无私援助。”全俄临时政府最高执政官高尔察克摆弄着一支华夏1908弹仓式步枪，感激地对黄锦尚说道：“这些武器和物资对我们来说是最为宝贵的东西。”

一身黑色镶有红色条纹华夏军服的黄锦尚微微一笑，用流利的俄语说道：“您太客气了，这些都是为了俄罗斯人民的幸福，因为俄罗斯人民的幸福也是我们的幸福。”

如果高尔察克知道了黄锦尚心裏的真实想法，很可能就高兴不起来了。

对于黄锦尚来说，能够看到俄国人自相残杀，是一件极为惬意的事情。

此时心性坦诚的高尔察克沉浸在得到了急需的物资援助带来的喜悦当中，根本没有去细细品味这位中国政府高级联络官的话。

此时高尔察克的“全俄临时政府”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高尔察克对于雪中送炭的中国政府的感激不是没有理由的。

由于“全俄临时政府”控制下的唯一工业地区乌拉尔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大部分在战乱中丧失，加上战争使西伯利亚地区同乌拉尔山脉以西的原料基地和市场完全隔离。生活消费品只有在西伯利亚铁路接近中国边境的地方才能够购买到，由于战略物资和工业品依靠长途运输供应，因此高尔察克政权辖区内的城市大部分都遭受着食品短缺之苦，人民生活必需品十分缺乏，在军事方面，高尔察克政权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尽管他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在短时间内汇集了一支可当可观的军事力量，但是在他的麾下，有忠诚于国家的无私爱国者，也有无恶不作的哥萨克匪帮，鱼鳖虾蟹无所不包，各种力量同床异梦，高尔察克本人是一位技术军官，没有多少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从政经验，他本人的主要精力只能集中在军事方面，在政治经济和行政管理方面显得束手无策，而且由于运输线太长，协约国所许诺的物资和训练都没有及时到位，更加剧了高尔察克政权的困难，而来自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援助无疑给高尔察克打了一剂强心针，使他能够有勇气和力量提早开始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进攻。

在高尔察克看来，和协约国虚情假意的帮助不同，中国政府的援助无疑是真实的和真心的，而且中国方面似乎并没有显出想要趁机占领西伯利亚地区的企图，只想尽早在俄国恢复原来的正常生活秩序，应邀进入俄国境内的中国军队只驻扎在几个战略要点，全都保持着良好的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并经常救济当地俄国民众。帮助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使俄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大大增加，而这无形当中也大大增强了“白衞军”的士气。

“我国政府希望您能够尽早的展开攻势，恢复俄国应有的秩序。”黄锦尚对高尔察克说道：“因为我们每拖延一天，俄国人民的痛苦就会延长一天。”

高尔察克目光略带忧郁地看着前方，点了点头。

黄锦尚回头看了看不远处排着整齐的队列的一队队中国陆军战士，也同样的点了点头，只是他的脸上，充满了自信和骄傲。

在中国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张作霖的坚持下，中国政府同意了他支持高尔察克政权的建议，并从西伯利亚及蒙古军区抽调部队组建了中国“西伯利亚远征军”，进入俄国境内，协助“全俄临时政府”的军队对抗布尔什维克军队。在新组建的中国西伯利亚远征军的士兵中，很多都是1900年以后出生的接受过从小学到初中完整9年的军国民教育的高素质新军，这些新军的战斗力，绝对不是高尔察克手下的杂牌白衞军可以相比的。

由于孙纲的努力，“教育兴国”的理念在一直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教育传统的中国已经变得深入人心了，9年的军国民教育使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的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充斥着目不识丁的军官的红军和白衞军不同，中国军队的文盲率为0，在目前这个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成就。

这些年轻的新一代中国军人从小学1年级时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和军事思想的熏陶，由于他们多数是1900年以后出生的，因此常常被人们戏称为“00后新军”，这些新一代的年轻军人不但精于枪械、地图等军事常识，能够领会并实施复杂的战术，操作复杂精密的武器，而且具有高度的爱国心和责任感。

中国由于经历封建王朝统治的时间过长，传统的儒家文化在人民心目中形成了固有的“忠君”理念，而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覆灭，华夏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的不断引入和军国民教育的深入。中国人传统的“忠君”概念逐渐为朴素的“爱国”思想所取代，而这一点在“00后新军”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