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军队必须不断从祖国获取新的精神活力、人员和作战物资，并借此保持其战斗力。国内的精神状态和战斗意志必须坚不可摧，如若遭受损伤，必将大难临头。祖国必须在人员和物质力量上为作战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在今天，我们还要增加精神力量。”

“这对后方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后方不仅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国防力量的生存根基——不允许出现任何裂痕；而且是纯洁丰盈的力量源泉——必须保持久盛不衰。惟有如此，才能使海、陆、空军的精神始终坚如钢铁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人民内部需要强大，仅这一点就能给军队以源源不断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和军队的力量已水乳|交融。无法分开。军队在前线的战斗力完全取决于国内人民的战斗力。在国内出现了一种为战争而工作和生活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史无前例，闻所未闻。政府必须对这种生活和工作加以指导。使之永葆青春。军队的战斗力源于国内，表现于阵前！”

“军事改革首先要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必须使人民大众受益，而不只是一小部分垄断资本家！战争只有和人民的巨大利益捆绑在一起，人民才会真心支持它！空洞的爱国主义说教就是个屁！”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才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呢？”

“从古到今，自私是人类的天性。人民愿不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那要看这样的牺牲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以及值不值得去牺牲。”

“早在战争开始以前，我国有一项最得民心的政策——新的土地分配政策。共和之前，我国农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自己并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共和之后，日俄边患解除，我华夏陆上疆域得到极大扩充，国家重视农业发展，为了解决‘地少人多’的矛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几代人‘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加上国家工业的发展，使很多农民成为了收入更高的工人，‘劳者厚其养’。结果。当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杀过来，要剥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的时候，不难理解我军官兵在战场上的视死如归的英勇牺牲精神。在战场上，每当我军士兵面对敌军的凶猛攻击支撑不住的时候，‘退后一步是家园’这句话，总能激励着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刻。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支持和拥护祖国和军队就是支持和拥护自己。为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而牺牲生命，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值得的。”

“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不但我国广大的农民和工人支持和拥护祖国和军队，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居住在城市里的知识阶层也全心全意的拥护和支持祖国军队。和工人农民没有任何分别。这些人是不需要土地的，但他们需要民主，自由。他们认为只有民主自由才能让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才能赢得更多的个人利益，才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尽管有外国人嘲笑我们说，在我们的国家里，没有政党政治，而且特务遍及全国，根本找不到民主自由的影子。但事实上，共和以后，更多的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精英人物进入到了政府部门工作，国会两院容纳了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大批代表，当时的我国确实不是西方人说的那种所谓的‘民主国家’，但在实际上，城市知识阶层得到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得多的参政议政权利。虽然我国没有‘民主’之名，但人们却得到了真正的权利，并且看到了未来的曙光。”

“在已经成为历史的苏维埃俄国的历史政治教科书中，在谈到战争年代俄国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时，完全抛开‘无利不起早’的利益驱动机制，抽象地大谈特谈什么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有效的组织宣传，人民的觉悟提高了，有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很多教科书中的英雄烈士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时还不是苏共党员，但为了证明他们的牺牲与‘无利不起早’的利益驱动机制毫无关系，苏共就在事后‘追封’他和她为苏共党员，以此确保‘牺牲动机’的崇高、神圣和纯粹。也就是像人民说明，既然是苏共党员，他们也就有了为‘全人类的解放’而献身的精神。在现在看来，这些人已经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了：崇高的牺牲必定有崇高的动机，‘无利不起早’的利益驱动不是崇高的动机；具有崇高、神圣和纯粹的动机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这种思维定势要求人们把只有神仙才能做得到的崇高、神圣和纯粹的道德品质当作人生追求。但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苏联军队中有政治部，有专门管‘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委员’，他们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宣传资源（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台，印刷厂等），还拥有不可望其项背的人力资源。在苏德战争中，苏共强大的宣传机器一日不停地灌输‘为祖国而战’，‘为解放全人类而战’，‘为英特纳雄耐尔而战’，结果如何？战斗力提高了吗？苏军士兵视死如归了吗？苏共也在搞崇高，搞神圣，搞纯粹，但最终还是败给了德军。苏军战败，最根本一条原因乃是苏军士兵没有能够从他们所必须效忠的苏维埃政权那里获得实实在在的‘无利不起早’的利益。苏军士兵最清楚，政委们所说的崇高、神圣和纯粹很美很美，但救不活他们那快要饿死的（有的还是人质）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而在我国，即便没有政治委员们作宣传鼓动，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人民也会自动的选择站在自己的祖国和军队一边。”

“通过以上论述，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的第一前提是，他们已经从统治者那里获得足以让他们愿意用生命来保衞的利益。第一前提有两层含义，一是从统治者那里，人民已经获得利益；二是已经获得的利益是很大的，大到人民愿意用生命来保衞。那种认为只要不断强调人们很难真正做到的崇高、神圣和纯粹的道德说教，就可以让人民心甘情愿地去牺牲自己的一切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其危害性在于，它遮蔽了决策者远望的目光，导致统治者迟迟不肯让利于民，迟迟不肯让人民获得足以让他们愿意用生命来保衞的利益。如此一来，一旦强敌犯境，人民只愿意做观众，而决不愿意做战士，即使被迫做了战士，也绝不愿意为国牺牲。”

“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的第二前提是，最高统治集团也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

“为了战争的胜利，我国的很多领导者都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即使在战争最为危急的时刻，我国政府的领导者脑中也没有后退的一丁点的想法，我们华夏的领导人，都是从前线拼杀出来的，像我华夏第一大总统孙纲，身经百战，海战陆战皆冲锋在前，天下景仰，‘断指部长’黄兴海内闻名，我们的政府是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的，因此也打得起全民族的总体战。相比之下，很多像苏俄领袖列宁一样的人，总愿意在遥远而安全的后方指挥战争。苏德战争一开始，苏军的指挥中枢就远离战场，苏共中央要员及其家庭子女也全在后方，当前方无数将士流血牺牲之时，苏共要员将‘高干子女’和牛羊牲畜一同撤往后方，反而不准城市居民中的老人、幼孩和妇女撤离战场，因为斯大林怕的是他们的撤离会动摇军心！结果数万老弱妇孺因而丧生，这样遥控指挥的战争，结果当然是可以想见的。”

“如果后世哪个国家的领导者想要搞全民族的总体战，就必须要以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的这两个前提条件为标准来量一量，他们的国家现在是否打得起全民族的总体战。”

“第一、如今的该国公民是否已经获得了足以让他们愿意用生命来保衞的利益？”

“第二、如今的该国最高统治集团是否也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

“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他们就打得起全民族的总体战。如果至少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则绝对打不起全民族的总体战。”

“全民族的总体战到底打得起还是打不起，答案不在报纸上，答案不在无线电台里，答案也不在电视里。这个答案，藏在人民的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