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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日军所用的毒气弹最为普遍的是一种被称作“红剂”的毒气弹，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染色剂，而是一种可溶于水、可燃、可爆炸的呕吐性毒剂。

只不过是欲盖弥彰的日军做贼心虚规避研发的毒气弹的常用名，以颜色指代，红色便是这种呕吐性毒剂的标记色，“红剂“由此得名。

正是在山西之战中日军使用毒气弹尝到了甜头，红剂毒气弹在日军尤其是华北日军中得到了大量应用。

现在，还只是开发出了炮射式的毒气弹，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战争的需要和技术的更新，日军还开发出了容器式、手掷式、发射式、航弹式共四大类“红剂“武器。

中国军民，将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和丧心病狂装备了大量毒气弹的日寇作战。

而据战后美军从日本陆军兵工厂缴获资料中的《昭和 7 年--昭和 16 年陆军毒气弹产量表》进行不完全统计：

从 1932 年至 1941 年间（欠缺 1940 年数据），日本陆军光是红剂毒气弹总产量便达到一百七十八万四千零六十七枚/具之多。

巨大的产量，充足的储备，成为其在中国战场滥施滥用的主要保证。

值得说明的是，“红剂“毒性虽然远胜于一战德军同类毒气，但相较于芥子气、路易士剂等糜烂性毒气，其在杀伤效能方面与后者仍然不在一个数量级。

不过更加烈性的糜烂性毒剂施用后需要进行复杂洗消作业或出现连续大雨天候方可形成攻击通道，这是日军自己也无法忍受的。

日军之所以钟爱“红剂“，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顾虑，而是因为这种毒剂制取、灌装、施放都相对简便，师团制毒队甚至任意单兵都可以轻松使用。

而且不存在皮肤沾染，安全性好，步兵分队可佩戴防毒面具在它的掩护下立即投入冲击。

反观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与红色部队及其他抗日武装，他们中大多数部队连最基本的防毒面具都没有配备，“红剂“才得以在中国战场反复逞凶。

而著名的“北疃村惨案“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曾经时空中的 1942 年，为进一步强化控制区“治安“，日本华北方面军发起“三号作战“，再次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三光式扫荡。

5 月下旬，华北方面军 110 师团长饭沼守中将发布师团作战命令，摘要如下：

“1.师团在安平北方滹沱河及潴龙河中间地带对八路军进行扫荡作战，步兵 163 联队一部沿保定至徐水地区攻击前进。

2.本次作战期间各部队需努力寻求战机，验证红筒（呕吐剂）与绿筒（催泪剂）对地道的攻击效果，并在作战结束后提出反馈，由联队本部军医坂东大尉提供技术支援。

3.依照以上命令，由 163 联队联队长亲率联队本部、通信班、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步兵炮中队各一部共约 1500 人参加本次作战。“

5 月 27 日凌晨，日军 163 联队并 110 联队一部，趁着夜色摸到河北定州北疃村外，于清晨 5 点完成合围，由 163 联队 1 大队担任主 110 联队 11 中队策应，对这个著名的抗日堡垒村发起了攻击。

警觉的中国军民立即依托村内建筑物与地道系统进行了顽强抵抗，日军则以麦田为掩护，挖掘交通壕步步紧逼。

日军于上午 9：30 分许，在步兵炮、掷弹筒和机枪掩护下，用手榴弹逐个清理了外围火力点进而突入村中。

前一刻还在激烈抵抗，此时却空无一人的村落令日军新兵们惊异不已，但有经验的老兵和军官却都心知肚明——中国人必定躲在地道中。

仔细聆听地下声音并费了一番手脚之后，戴着防毒面具的日军果然找到几个疑似进出口，一窝蜂的将早就准备好的 98 式小红筒投入其中，并在洞口盖上棉被。

只要有冒着烟气的新洞口出现，必定随后就是几枚红筒/绿筒扔下去。

地道内很快炸了锅，中国百姓在毒雾中东挤西撞，体弱者当场被熏死踩死。

有人痛苦的将头脸硬生生埋到了土里，处处都是剧烈的喘息与呻吟，不时还会响起我军伤员自尽的枪声与手榴弹爆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