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霍弗(EricHoffer，1902-1983)的一生是个传奇，他终生从事码头搬运工作，直至退休。他7岁失明，l5岁复明，父母早逝，靠自学成就学问，1964年成为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科学高级研究员。但他仍喜欢码头搬运工作，他的许多思想，都是在那个环境中获得启发。因此，他被称为“码头工人哲学家”(longshoremanphilosopher)。霍弗都是利用工余时间写作，一生写出超过10部作品，《狂热分子》(TheTrueBeLiever)是他第一本书，1951年出版后即被誉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其风格犹如16世纪散文家蒙田。《纽约客》则将其与17世纪的法国古典作家拉罗什富科公爵(DucdeLaRochefoucauld，1613-1680)相比拟。其他的批评家也盛赞这本书的冷隽机智与一针见血的比喻。至今，其名言佳句仍不断被引用、辑录。此书在初版的短期内即销售50万册以上，被译成10多种语言，是当时许多大学政治系必读之书。艾森豪威尔总统还大量买来送人，并公开引用他的文字。（不过霍弗对此举却说：“这表示每个小孩都念得懂这本书。"）关于《狂热分子》这本书，我们可以从它的原书名《忠实信徒：论群众运动的特质》（TheTrueBeliever：ThoughtsONtheNatureofMassMovements）谈起。副题清楚说明，此书的主旨是分析群众运动的特质。对“群众运动”一词，霍弗采取最广义的理解，举凡政治运动、革命运动、社会运动、宗教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无所不包，所以你看到他用来举证和议论的例子包括了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早期的伊斯兰教、初期的基督宗教、纳粹主义、共产主义、法国大革命、太平天国、印度独立运动、犹太复国运动……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正因为采取这种宏观视野，霍弗可以发别人所未发，把极纷纭的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正如他在本书卷首开宗明义说的：“本书探讨的是群众运动共有的一些特征，不管那是宗教运动、社会运动，还是民族主义运动。我并不是要主张这些运动都一模一样，而只是想指出，它们所共有的一些特征让它们长得像一家人。”但何谓“忠实信徒”？就是指作为群众运动中坚的追随者。他们狂热地相信自己的信仰、主义绝对正确，而其他人的信仰、主义则绝对错误。很多群众运动摧枯拉朽的力量．正是来自其追随者这种确定不移的信仰。他们所以能够无比坚定，力量亦是源于此。他们不会因为危险而却步，不会因为障碍重重而气馁，不会因为有反面证据而困惑，因为他们根本否定有危险，障碍和反面证据的存在。诚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所说：“信仰的力量不表现在能支使人移山，而在于能让人看不到有山要移。”但什么人比较容易成为狂热的“忠实信徒”？群众运动一般是通过哪些方法让人成为“忠实信徒”？“忠实信徒”除狂热以外，又会表现出什么其他心理倾向？这些，都是《狂热分子》着力剖析的重点。霍弗会思索狂热分子和群众运动的题材并不奇怪。20世纪前半叶就是一个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前有俄国的共产革命、德国的纳粹运动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后有亚、非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不过，令他终生不懈思索这个课题的，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他大半辈子都是和那些最适合当狂热分子的畸零人生活在一起的。他对群众运动的思考，大都是从生活中观察而来。要说霍弗探讨群众运动，还不如说他在探讨人性。如他在书中所说：“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当我们在一个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又如，他与伯克利那些大学生的接触，使他了解“今天愿意创造历史的只有那些年轻人”。1964年，伯克利校园学生争取言论自由，学生喊出：“我们不要研究历史，我们要创造历史。”霍弗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成人在面对环境的大转变时，其心态犹如少年人，都感觉到一种无着落，前途茫茫，为了生存，都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死亡然后再生，其与群众运动中的狂热分子心恋同质。人不癫狂枉少年，其实正是一种冀望毁灭之后的再生。霍弗也观察到，每一个群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场移民，追随者会觉得他们正向一片应许之地迈进。那些在一个群众运动初起时会急忙投入的人，往往也是乐于得到移民机会的人。由于与劳工生活在一起，霍弗发现美国一般的‘劳动群众是相当优秀的，他认为美国是由占总人口数60%的劳动民众所创造的，但是他从未看过有哪一本书谈过他们。他对于当时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反而不信任。霍弗认为我们大部分人都必须对“忠实信徒”的动机和心理有一些认识。“因为我们的时代虽是无神的时代，却不是无信仰的时代。‘忠实信徒’无处不在，他们昂首阔步、列队前进，要通过劝说和激烈手段，按他们的形象塑造世界。不管我们是打算加入他们还是反对他们，都应该尽可能多了解他们的特质与潜势。”《狂热分子》这本研究群众运动的圣经之所以风行半个多世纪，对理解今日世界的处境仍然贴切适用，是否正因为人们失去了自我，使得历史一再重演？霍弗1902年出生于纽约市，双亲是自德国移民而来的犹太人，父亲从事木工。7岁那一年，霍弗碰到两件伤心事，一是母亲逝世，一是双眼莫名其妙地瞎了，从此由女仆玛尔莎照顾，因为遭遇这些苦难，他从未进学校或受过正规教育。15岁那年，他的眼睛又莫名其妙好了。从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每天8到10个钟头——部分原因是他总认为他随时会再瞎。他这种阅读的热忱，终身不辍。他家附近有一家旧书店，在3年之间，他几乎把里面的书读完了。书店的主人对植物学很感兴趣，这方面的藏书特别多，霍弗在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也因此非常丰富。不过，霍弗第一次到那家旧书店时，立即吸引他注意的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因为在他失明后不久，父亲说过一句话：“对这样一个白痴孩子，我怎么办？”这本小说他读过十几遍，每次都发现新的意义。在那里他读了拉格诺夫、哈姆生和已为人忘却的德国作家瓦萨尔曼。他喜欢读小说，从小说里，能获得那些他从未经历过的生活知识，如法国的鹅肝酱、闺房和有香槟酒的早餐等等。霍弗的父亲在1920年逝世，但他对1919年女仆玛尔莎离美返德之事却印象更为深刻。他后来虽从未写信给玛尔莎，也不知道她的情况，但有近20年的时间，他对玛尔莎的感情比对任何人都要深。父亲在玛尔莎走后第二年去世，霍弗的感受是：“我自由了。”玛尔莎曾说，霍弗家人都是短命的，所以霍弗应该也活不过40岁。那一年他18岁，认为生命已过了近半，不认为自己有何前途可言。父亲留下约300美元，他便决心到加州去，因为那是穷人去的地方。“我买了到洛杉矶的巴士票，在贫民区下车，一住10年。所以你可以说我是直接从育婴室走向贫民窟的。”起初霍弗只是读书，什么都不做。等父亲留下的钱用光，便到处打零工果腹。28岁那一年，他不知不觉起了自杀的念头。其原因我们无法尽知，也许是因为相信自己40岁就会死，多活几年又有什么意思呢？但这次自杀并未成功，原因是那瓶果酸毒药味道太坏了，一进口就像针刺舌头一般，被他吐了出来。这事件结束了他在贫民区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到了一个生命的转折点，因而决定离开洛杉矶。与穷人一起的生活经验，使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压抑之说，在他们穷人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只有金钱的烦恼，没有精神病，要是他们有精神病的话，那是一种金钱可以治好的病。”在贫民区的一段日子他已懂得，希望并不是生命可以寄托的东西：假如你不能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生活下去，那你的脚就踏不到实地了。歌德说过一句话：“丧失了勇气，便丧失了一切。”在本书中，霍弗说过，会被群众运动吸引的，一般都是那些缺乏内在资源、没有了希望就活不下去的人。这个观点的雏形早在他居住于洛杉矾贫民区的时代就成形了。紧接着的10年，也就是整个30年代，霍弗主要在农场打零工。他会和其他散工——大萧条的失业者——从南加州的帝国谷(Imperialvaiiey)出发，随着一种谷物的分区渐次成熟向北慢慢移动，直到北加州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田野。冬季，到附近山溪去淘金，工作3个月，大概可以淘得300元的金子。霍弗从未想要去过更有保障但却更多约束的工厂生活。霍弗在其流浪岁月中，获得了某些关于个体人和群众人的观念。例如，他认为历史是畸零人创造出来的理论，就是在联邦政府所设的一处流动失业散工收容所里领悟到的。收容所里有200人，霍弗发现那些人一半以上有心理或生理上的某种不健全。在这以前，他从未想到自己属于某个社会群体，但这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和收容所里其他人属于同一类型——都是社会所不需要的人。“我们大部分都不能够从事固定的工作。不能自律，不能忍受单调、无意义的工作。”霍弗觉得奇怪，这些人并不比一般人低能，他们也颇能容忍，心怀善意，若有机会，难道不能有所成就？几星期后，他徒步走过一片不毛之地时，得到了答案。他想到如果让收容所里那些人来这里拓荒的话，每个人都可能很高兴。事实上，拓荒者不就是一些畸零人吗？除少数真正喜欢冒险的人以外，拓荒者不都是些不能从事固定工作的人、酒徒、赌徒逃犯或为社会所摒弃者吗？“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成为忙碌的实行家……而一旦尝过有所建树的滋味，他们又会想建树更多东西。”霍弗明白这些流浪者和畸零人可以变成拓荒者，但也可能转向另一条负面之路。例如，在德国和意大利，就有成千上万的人用参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洗净他们“不良分子”的身份。在霍弗看来，30年代的历史大部分是由这些畸零人缔造的，他们把生命奉献给历来最专制暴虐的人物，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霍弗开始尝试写作，是拜一位他心仪的作家所赐。“蒙田使我爱好词章，在未读蒙田的散文以前，我从未想到过要写东西。”霍弗所写的东西，的确和蒙田的近似，简洁而有韵律，有时杂以警句，但并无闲散之笔。他的长处是敢于作大胆而明确的概括，直捣问题核心。他的每一句话都经过长时间的剪裁锻炼，组织成为一篇精辟而有分量的文章。他与蒙田的邂逅纯属偶然。有一次，他又要到山里去淘金。“出发之前，我知道大雪一来就会被困在山里，便在旧金山一家旧书店买了一册厚厚的书。我不管那是什么书，只要页数多就行。我找到一本，封面已经不见了，作者的名字我听也没听过。那书就是蒙田的《随笔集》，是17世纪的英译本。被雪困住的那些天，我把那本书读了3遍。啊，我多么爱蒙田的文字！我深深地领会到他怎样雕琢每一句话。我生平第一次想到我也许可以写出类似的东西。我从山上下来以后，便到圣华金河谷采棉花。我总是带着蒙田那本书，并随时引用他的话。到了后来，那里的工人一碰到问题，便会跑来问我：“蒙田的意见怎样？”在其他流动散工眼中，霍弗一定像个怪物。他生性孤独，不喜欢和别人过分亲热，一有空便跑到图书馆看书——差不多加州所有小镇图书馆的图书证他都有。可是他又时常觉得必须找人谈话，找那些工人来听他引述蒙田的话（后来又加上了帕斯卡尔的话），倾吐满腹学问。霍弗颠沛流浪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想要从军，却因为患有疝气而被拒。他转而寻求别的方法为战争和国家尽力；他加入了“国际码头仓库工人工会”，成了一名码头搬运工。那时他已40岁。玛尔莎的预言错了，他并没有死。码头生活让霍弗觉得很自在。当时码头工人不愁没活做，旧金山码头日夜开工，霍弗总是挑笨重的工作做，常常受伤。他最好的一些灵感和观念，都在工作时酝酿形成。他脑子后面总有一个静静的角落供他思索。任何事情——句偶然的话、一只飞翔而过的海鸥或是一个同伴的行为——都可以启发他的思考。霍弗习惯每天与一个不同的工人搭档。他总是每天一早就到码头，以便选择喜欢的搭档，但他并不挑剔。“我从未要求一个人必须有多种长处，只要有一种长处就行。”有时一个差劲的搭档也能打开他的思路。霍弗记得有一天和他搭档的是码头上最不行的一个工人，这个人举手笨脚，大家都不愿和他一起工作。霍弗回忆说：“我们开始一起搬货。码头上的工作是这样做的：你搬的堆在你那边，你搭档搬的堆在他那边，一人搬一半。但这天我却发现一件怪事——我的搭档总是越过中间那条通道去帮助别人。在我们这边他自己那份工作都没做好，却偏要去帮助别人。没有理由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不喜欢我。就是在这天，我想出一个很妙的道理，这家伙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为什么会那么热心去做责任以外的事情呢？我的解释是，当你做不好分内的事，别人会耻笑你，但你帮别人时，便没有人耻笑你。”这虽然是个小观察，却是他撰写群众运动心理学的基,书中谈到那些忙不迭地拥抱群众运动的人时，他这样说：“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霍弗的生活是艰难的，却又异常丰富。早年的生活驱使他和那些为社会所抛弃者混在一起一那些他形容为“弱者、穷者、被压迫者、被剥夺了继承权者、逃犯和被认为是不肖者的人”。这些经验使他写出《狂热分子》。这本研究群众运动卓有创见的著作。霍弗认为，投身于群众运动的是一些永久性的畸零人，他们出于某些原因觉得自己的生命已无可救药地失败，因而盲目投身于某种神圣事业，好让个人的责任、恐惧、缺点得到掩埋。至于投身的事业是政治也好，是宗教也好，是共产主义也好，是法西斯主义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那是一种有效的运动，可以使他们忘记自己就好。“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可靠。但他却不难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狂热分子》一书纲目井然，每一节都加以编号，还有大小标题，俨然是架构严谨之作，然而细细读去，你却会发现霍弗的风生议论常常夹杂许多旁生的联想，体系密度不如想象中高，倒更像他钟爱的蒙田散文，是一些随笔、漫思。正因为这样，我们会发现他有些地方谈得稍嫌简略，有时也会出现理路不清晰和前后不一贯之处。例如，他主张一个兴起中的群众运动想要壮大，其领袖必须目空一切、厚颜无耻、冷酷无情；另一方面，他又推许林肯、丘吉尔和罗斯福为罕有和优异的群众运动领袖，因为他们懂得尽力阻止群众运动中的邪恶成分，并在应该结束它的时候加以结束。这是不是不一贯呢？（林肯、丘吉尔和罗斯福可不可以算是群众运动领袖又是另一问题）对于这些瑜中之瑕，我们或许可以用霍弗自己的话来解释：“本书并不是一部权威性的教科书。它是一部思考之书，并不避讳提出一些片面的真理，因为有时片面的真理也可以开辟新的思路，帮助架构一些新的问题。白芝浩说过：为了阐明一条原理，你必须夸大很多事情而又略去许多事情。”霍弗在1982年获里根总统颁发的总统自由奖章。翌年他逝世，享年81岁，比40岁多活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