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贾璋柯“不真实”的评价，杜安这才意识到，是他把护士长李慧这个角色想得太过简单了。

在他的初始设定中，这是一个单纯地恶魔：她通过大声地播放音乐来“折磨”病人，她拒绝王明想要观看世界杯的合理要求，她在病情讨论会上无情地揭开别人的伤口、即使患者再如何不愿意，她也不会停止讨论。

这似乎就是一个从折磨病人中产生快|感的病态女人，所以杜安要求朱茜这么来演，但是演出来却让他不满意，用贾璋柯的话来说，就是“不真实”。

确实不真实。

重新分析这个故事，可以发现护士长李慧另外的一面。

她大声地播放音乐，不因为王明的要求而降低音量，并不是因为她想要故意折磨病人，而是因为她觉得病人中有很多老年人，他们的耳朵不大好，声音太低了他们听不清音乐；她拒绝王明想要观看日韩世界杯的要求，是因为她认为病人们习惯了现行的作息时间，如果允许王明他们观看世界杯，电视声和观众们的喧嚣声会打扰到那些不看世界杯、正常休息的病人；她在病情讨论会上无情地揭开别人的伤口，是因为她坚信治疗的过程必定是痛苦的，涅槃过后才能重生。

她的想法并没有错，甚至于可以这么说，她的想法非常好，出发点之好，无从攻击，宛若最善良的天使。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杜安看向贾璋柯，说出自己的观点：“因为影片主题的需要，我之前一直把她放在主角的对立面，作为纯粹的反派来出现。也是为了加强这种表现效果，我把这个人物简单脸谱化了，但是我错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她才是对的，主角才是反派。”

反派是对的，主角是错的？

这个观点太新奇了，贾璋柯不禁眼睛一亮，鼓励道：“继续。”

杜安一边整理着自己脑海中的思绪，一边继续说道：“在我的设定中，这个角色有些病态，一直通过折磨别人来维持自身的权威，这是她作为反派的基本要素，但是我错了，她从来没有想要过折磨别人，她想做的只是帮助别人。”

“从她的角度来说，她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为了病人好，主角才是错的，主角才是把病人带入无底深渊的恶魔。”

“这个角色的可怕之处，并不是因为她的道德上存在缺陷，恰恰相反，她在道德上完美无缺。而正是因为她是个好人，她才可怕。”

杜安思路渐渐顺畅起来，声音也慢慢提高：“她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她笃信自己的制度没有错，她觉得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病人好。打着‘一切都是为了病人好’的旗帜，她要求病人们严格按照她认为正确的路来走，但是她是护士，她并不是病人，那只是她认为的‘为了病人好’，她从来没有去真正了解过病人需要什么。”

所以李慧想得没错，却不全面：她没有意识到过大的音量确实会影响病人的正常交流；她也没有意识到很多病人确实不想揭自己的伤疤，强制性揭开伤疤的后果就是让这些病人把自己的心包裹得更加紧密；她更没意识到在这座枯燥的精神病院中，有很多病人都想看一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来丰富他们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

她只知道她做的是正确的。

愚昧和盲目自大的好心，很多时候比纯粹的恶意更具有杀伤力。

贾璋柯听着听着，也来了精神，忍不住插嘴道：“这就像是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那个年代，当人们把出轨或者疑似出轨的女性浸猪笼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有任何获罪感的，反而认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对社会有益的事。”

“没错，就是这样。”

杜安接过了他的话，“当不合理的制度化作了心中的道德标准，那么他们的行为就只能代表制度而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了，偏偏他们还天真地以为那是他们内心的抉择，却不知道是制度的作用结果，好心办坏事，说的就是这种，这个角色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代表。”

“她不应该是个单纯的好人或者坏人，从这一面看，她是好的，从那一面看，她是坏的，这才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