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这次，到台湾去，在老舍先生的有关问题上，发现台湾人对老舍之死普遍感兴趣，但所知甚少，基本上仍停留在我们十多年前的认识水平上，所争论的问题，也是我们早已解决了的。在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的两岸文学座谈会上，台湾作家姜穆先生发言，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杀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而是被谋杀之后将尸体运来摆在了太平湖边。我当时在会上说：这个问题早已有了一致的看法，大背景是“文革”的残酷迫害，具体死因是投水自杀。我举了五点理由，略加说明，并说我写过两篇比较详细的文章，可以参考，一篇叫《父亲最后的两天》，另一篇叫《死的呼唤》，后来又编了一本专门的书，叫《老舍之死》，说得更为详尽，台湾方面也早就有了盗印本。会上没有来得及展开讨论。看来，我并没有说服姜穆先生。我回北京之后，看到他在《中央日报》长河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被“文革”烤“文火”——老舍真是自杀？》的文章，还是重复了“他杀”的说法，这才使我觉得，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还是有再讨论的必要。其实，“他杀”和“自杀”的讨论之所以必要，与其说对解开老舍之死的迷至关重要，还不如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了解老舍这个人更有意义。冰心先生如是说——特质一次，和冰心先生聊天，她突然冒出一句：“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我问：“您怎么知道？”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像《四世同堂》里的第二代，祁天佑老爷子，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里。像《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人间折磨之后，说了一串耐人寻味的话，诸如对小孙女说：“来，再叫爷爷看看！”“跟爷爷说再见！”“万一我晚上就死了呢！”最后上吊而亡。像《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为了唤醒群众。像《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自焚。像《四世同堂》里的钱太太，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贤妻良母，丈夫被捕，儿子一个阵亡一个被害，她不哭，不说话，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像《老张的哲学》，这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它的时候，作者不过二十六岁，它的女主人翁，叫李静，是一位可爱的文静姑娘，最后也是自杀而死。在写李静自杀之前，小说中有这么一段伏笔：“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笑，而且有时候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这里说的是自尽，而且偏偏是跳河。冰心先生的话极对，极准确。她深知老舍先生。他们是老朋友，知根知底的。一个作家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他本人的命运，当然，用不着去划等号；但是，这些描写毕竟是他本人思绪的事物，所以，作家本人的身世往往会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找出某些痕迹来，这倒是不容忽视的参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作品便是作家本人的脚印，表面上并不连续，显得杂乱无章，东一个西一个，但总体上看，可以觅出一个大概的走向。从这个角度上看，作品是作家命运的相当可靠的“预报器”。不连贯的轨迹也好，命运预报器也好，作品中的对应点对作家的研究者来说，都太有用了。毕竟，作品是作家身外的第六感，它们来自他，由他而生，和他有着看不见摸不着而确实存在的内在的联系线。这就是要注意作品的提示性的原因。气节、身谏、投水、殉难——哲学如果仔细找的话，在老舍先生的自述中，主要是散文、书信中，还可以找到不少独白性的自我描述。这些独白，是地地道道的他的思想的反映，是他的生死观，是他的人生哲学。这些独白极为重要，实际上，是理解老舍结局的钥匙。一九四一年，抗战中，文人们建议设诗人节，还真成功了，为此老舍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诗人”的小文，发表在当年五月卅一日的《新蜀报》上。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是谈诗人特质的：“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称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无关宏旨而忽略，叫大事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的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这最后一句话，简直是在说他自己了——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实在是太准确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见过不少好心的朋友，他们对我说：老先生性子太暴，其实，忍一忍，躲一躲，过了那可怕的几天，也就闯过来了。听到这儿，我总是直截了当地反驳道：您不了解他，不会的，他必死无疑。活过了八月二十四，活不过九月二十四，活过了九月二十四，活不过第二年的九月二十四！他的气质，他的性格，他的信念，决定了他的命。一九四四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日军欲从贵州独山方向包围偷袭重庆，重庆方面哗然，纷纷准备再向西撤，向西康方向逃，友人萧伯青问老舍：“您怎么办？”他脱口而出：“北面就是涛涛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此话传出后，朋友们纷纷写信来询问虚实，老舍先生在给王冶秋先生的信中是这么回答的：“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若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说可同他的家眷暂避到广安去。广安有什么安全？丝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这是中国有气节的文人的一个含泪的惨笑，俏皮，悲壮，悲愤，十足的老舍味儿。千万不要以为老舍先生是一个轻视性命的人，似乎动不动就要舍去了自己的生命。不是这样。大敌当前，他是准备拼命的。他的这种誓言，可以找到几十万字！谁都知道，他是最大的“抗战派”，而且是个拚命的务实的抗战派。他舍妻弃子只身逃出济南，来到武汉、重庆，投入抗战的洪流中，当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总负责人，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想家想亲人，暗暗地落泪。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深夜十点写给陶亢德先生的信里说：“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拚命地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这样的信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对生活的眷恋，是生命的赞歌。当这样一位有情有趣有血有肉的人说他要去自杀时，显然，是发生了天大的事，或者，有一件天大的事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这事，便是气节。老舍先生有一段类似格言的话，写在抗战刚刚结束时，发表在一篇叫作《痴人》的短文里：“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的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这老舍式的格言真的伴随着老舍先生自己走完了他的一生，为他的生命划下了一个完整的圆圆的句号。是非判断、独立思考——前提气节也好，投水也好，殉难也好，身谏也好，前提是是非判断，而是非判断的前提是独立思考：舍此便没有一切。老舍先生是“文革”最早的殉难者之一。一个合理的问题：那么早，他能看出有问题吗？要知道，当时绝大部分人对“文革”是看不清楚的，相反，都心悦诚服地，虔诚地跟着毛泽东走，以为自己是错的，以为自己写的东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彻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凭借他的丰富党内经历，有不同的是非判断，断然采取了不参加、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老资格地位对他也有天然的保护作用。他的情况可以算是少而又少的例外了。那么，老舍先生呢？他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文革”持断然不同的看法。这很奇特。但，这是事实。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是星期日，这一天，我回过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亲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这一天，离他挨斗的八月二十三日只相隔两天，离他自杀的八月二十四日只相隔三日。认真，是指内容；形式上还是随便的，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我，那一年，已经三十一岁，大妹二十九岁，我们和父亲的谈话是大人和大人之间的谈话。我们在父亲眼里，从来都是孩子；但是，在外表上，他从来都不把我们当孩子，这大概是他受外国的影响，早早地就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对待我们，和我们行握手礼，直呼我们的学名，不再叫小名，好像暗示给我们，你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尊重你。他这个“五四”时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他的名言是：“不许小孩子说话，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那天的谈话是由“红卫兵”上街“扫四旧”做起的。“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扫四旧”风起云涌。我们便谈些街上的事情给父亲听，譬如说王府井大街老字号的店匾已被砸，连“四联”理发店里的大镜子都被学生帖上了大白纸，不准照，理发照镜子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臭毛病。舒雨说：“爸，您还不把您的小玩艺先收起来。……”小玩艺者，摆在客厅宝多阁里小古董小古玩也，它们可能也是“四旧”吧。父亲不容她说下去，斩钉截铁地，大声地，一字一蹦地，说了五个字：“不，我绝不收！”以后的话，都是他的。思绪由他头脑中飞出，连连续续，大概是深思熟虑的，观点非常鲜明，并不费力，好像厨房中备好的菜肴，一会端出一盘来。我和大妹只有接受的份儿，完全无法插嘴。在他这段思想和那段思想之间便出现了冷场，房里安静得有些异常，反而加深了我们的印象。“是谁给他们的权力？”……（他明知故问，是谁发动了“红卫兵”。他是在问吗？不，他在怒，他在反抗！）（而且，这样问，也是犯大忌的，这也明明白白的。）“历史上，外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又要死人了！”……“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他说了两位他的老朋友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一位死于“三反五反”运动，另一位死于“镇反”运动。他说的时候有名有姓，可惜，我们都记不住，好像一位姓纪，都是并没有正式反到他们身上，只是有了一点点端倪，也就是刚刚对他们有所暗示，有所怀疑吧，结果，两位都是在各自回家的路上，一头栽进了什刹海。都是自杀。都是投水。都是身谏。都是殉难。都是刚烈。都是清白。都是抗议。什么叫听者无心，说者有意？这是最好最好的例子！这方话音未落，他便死去了。事实，便是如此。凑巧得很，父亲失踪的消息，偏偏是我首先知道的，我立刻首先告诉了大妹，我们交换了眼光，我们偷偷地交换了看法：他去了。因为，我们立刻想起了三天前他明明白白说过的话。他等于已经告诉了我们。果然，二十四日早上太平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他的衣服、手杖、眼镜都整齐地放在岸上，他一步一步踏着芦苇叶和水草走向湖水，让湖水吞没了自己，呛水而亡，离岸边大概也不过十米远。他的口袋里有他的名片，写着他的名字：舒舍予，老舍。我由第一秒钟起，便绝对相信：他在受尽一天一夜的残暴殴打奇耻大辱和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刚烈的直接反抗之后，投水自杀。没有第二种选择。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有第二种选择，那绝不是他！因为，他已经把事情看穿了。因为，他早已为自己设计好了结局。他曾到过什刹海——序幕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我曾有机会访问了一位回教领袖，马松亭大阿訇，他告诉了我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马松亭老人和老舍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友谊可以一直追溯到三十年代初，在济南。抗战时，马阿訇主持重庆大清真寺的教务，并组织回教救国协会，和老舍先生也发生过很密切的交往。应回教救国会的请求，老舍先生和宋之的先生创作了话剧《国家至上》，曾在后方许多地方上演。主演的女演员张瑞芳曾被回民亲切地叫作“我们的张瑞芳”。马松亭老人一九五七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思绪低落，生活处境也很凄凉。“文革”初起，老人更是不安，常常闷坐在河边，一坐便是半天。八月初的一天，他和夫人又来到什刹海岸边，闷闷不乐地坐到黄昏。突然，一抬头，他看见老舍先生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边迎面走来。马老人拉他一起坐一坐。老舍先生一开口，就让马老人夫妇大吃一惊。他非常坦率。他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老舍拉着老人的手，掏了心窝子。面对多年不见的老兄弟，他完全无顾忌，反而能对面直说。马老人无言以对，站起来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老舍先生说：“你们回家吧，我走啦……”什刹海离家还有一段距离，除非专门来，并不顺脚。老舍先生是专门来的。他似乎在选择自己的归宿地。他记得他的刚烈而清白的两位殉难老朋友的选择。马老人和夫人的回忆使我震惊，当风暴还未刮到他的头上时，他已经做好结束自己生命的一切准备，包括方式、地点。马松亭大阿訇的回忆实在是厉害，它把老舍之死的谜团里的那最后一点残雾彻底的吹散了。它说明，投水只不过是最后的一笔，图画的大框架却是早已勾勒好了的。它说明，人比动物不知道要伟大多少，因为人能计划和安排自己的死。它说明，就是没有八月二十三日的批斗，悲剧的结局也是注定了的。它说明，士不可辱和宁折不弯并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全只因为，他是一个极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灾难，不光是对他一个人的灾难。他最后选择了太平湖，一个不出名的城外的野湖，是渔民养鱼和打鱼的地方。他对太平湖很熟。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他在这一带当北郊劝学员，专门管城外北郊的私塾，他的办公处便离太平湖很近。这段经历让他日后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三十年代，他替老母亲在和太平湖相对应的城根儿里买了一所房子，十间大北房，外加一个大院子。五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在太平湖北面建了新校舍，他在那里作兼职教授，给中文系的学生讲过小说课。这里很安静，没有游人。老舍先生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难者。当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闻讯而来，消息迅速传遍北城。继老舍先生之后，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难者的盛地，连续几日，每天几十人往里跳。这一切，都是旁人无法替他安排的，是他的本意，有源、有根、有理。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放声痛哭过，国外的文学家率先写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说，瑞典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准备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实现了他的哲学——当发生祸患时，身谏，投水，殉难。这个悲壮而凄惨的选择，至今，还震撼着人们的心，深深地，重重地，久久地，让一切善良的人们想起来便黯然泪下……并在酸楚中终于明白了他的死的全部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