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嶷提醒道：“百姓之归大荔，是以为文约能御胡也，若驱之使南，人心必然动摇，于文约声名大有损伤。且青壮留城驻守，若父母妻儿在，自肯奋斗以护其亲；若父母妻儿不在，彼等为谁守城？还如何堪用？城内存粮，暂时敷用，且已致书祖司州，当必搜罗河南、弘农之粮来周济我，何必驱逐百姓？”

裴该皱眉道：“即不怕彼等无益消耗军粮，也恐老弱无力，敌来时骚乱，反而动摇军心，有误守城啊……”

裴嶷笑笑：“城守军民，能否上下一心，合力御寇，端看守将统御是否得法。文约前所默写《墨子·城守篇》于我，其中便有勒束百姓，联防安保，使谣言不得起，敌间不得入之策。若文约事繁剧，不能约束之，此任交于某可也。”

裴该说好吧，那就全都仰赖叔父了。于是大荔城中民事，一以委托裴嶷；至于修缮城防，安排士卒护守，则由陶侃负责。至于裴该本人，他整天窝在工匠营里，与徐渝研究各种守城器械，胡使前来时，部曲就是在工匠营里找到裴该，向他通传的消息。

裴该当即赶往衙署，接见梁胥。梁胥呈上刘曜的书信，裴该打开来一瞧，内容无外乎炫耀己军之强，恐吓裴该不要螳臂当车，末了还说：“今卿率徐方士卒，来关中逆王师，千里远征，士卒必然思归，欲归之军恐不可用也。然卿欲去，我亦不阻，可即息上下兵役之劳、思乡之心，得全身而返徐方，岂不善哉？”

裴该不禁暗自称赞，刘曜果然是个人物，这句话算是说中了我一个弱点。

徐州将士思乡的问题确实存在。北伐之初，裴该用民族大义来鼓舞他们，用立功受赏来诱惑他们，才能够把这支军队一口气拉到中州来。不过原本说的是驱逐胡寇，恢复故都，祭扫山陵；等到了河南，又说要入关衞护天子，对此兵将们尚无异议。可是长安不居，天子不守，却一口气又跑到渭北前线来了，这是要做啥咧？士卒们对此不可能毫无疑虑和私下议论啊。

倘若只是踏实在渭北二郡驻守，还则罢了——反正一路高歌猛进，得胜之后，有酒肉犒赏，大家伙儿还不会想得太多——但据闻胡军十万汹涌南下，而己方立足未稳，被迫全线收缩，固守大荔，那这仗能有几成胜算啊？而且就算能打赢，又得要耗费多少时日？

各营正军，问题还不太大，本来就是几乎全脱产的职业军人，就算千里万里，跟着都督一路杀过去便可——当兵的等闲数年不得还家，本是常态；招降的胡卒和河南、关内之兵，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但那近万辅兵，根本不脱产，都想着春天来了，该要犁田下种了，我们不回去，徐州多剩下些老弱妇孺，他们能够侍弄得了那么多田地吗？一旦歉收，明年吃什么？这仗要到时候什么才算打完呢？

裴该在一头扎进工匠营之前，就连续好几天都忙着巡视各营，勉舞士气，以暂息士卒思乡之念。好在他对人心还是有一定把握能力的，在军中威望也足够高，士卒们颇乐于听都督讲话。而且对于不同出身的士卒，裴该对症下药，因应对方心理，宣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正兵好说，只要拿陆和举例子，说他当初两千人打胡军数万，如今咱们有两万人，难道还打不退这十万胡军吗？又有何可惧啊？

——反正刘乂的兵能否跟刘曜的比，双方指挥能力和将领素质孰高孰低，那么高深的问题，一般小兵也都分辨不出来，尽由得裴该欺瞒和吹嘘。

对于降卒，尤其是胡兵，裴该则对他们说：“我闻刘粲甚恨汝等，云自兴兵以来，从无胡而降晋者，乃欲族汝等家室，唯平阳内讧，局势不稳，才暂且罢手。今若从我破贼，将来杀回平阳去，自能与妻儿团聚；若我军败，贼势稳固，则恐汝等皆不能再归见父母矣。且若阵前不肯效力，我必杀之，不容汝等归胡！”

正好刘光押着百姓回来，就让他现身说法，在旁帮腔。刘光不是无名之辈，他既已降晋，若想折返，除非是斩下裴该首级，或者立下等量的功勋，否则刘丹绝不可能饶过这个曾经的养子。然而身在晋军中，除非刘光愿意跟裴该同归于尽，否则哪可能成功？遑论全身而退了。所以刘光基本上是没有退路的，而基于人类的惯常心态，他也不希望同侪们能有啥退路……

对于辅军，则一方面是将其中部分人升格为正军，从此不必回去种地，自能在军中求食，还有机会往上爬；另方面，裴该煽动他们说：“汝等多为中原人，因胡乱而流落江北，为我所收，然而淮南土地、气候，汝等多不习惯，当日耕种，花费了多少心力？若能从我击破胡贼，中原可安，汝等也皆可携家眷返回故里。祖宗庐墓所在，难道肯就此舍弃么？”

终究所谓的徐州军，其实是锅大杂烩，哪儿人都有，真正的徐州人，尤其是淮南人反而只占了很小的比例，裴该以返归故乡，且能受赐田地为诱饵——司、兖、豫的土地，我去跟祖逖索要，青、冀等处，你们等我将来亲自打下来——暂时压制住了军心不稳的隐患。

主要还是这次北伐，基本上一帆风顺，前后不过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胜利的喜悦很容易压倒久戍的怨望。所以徐州军中思乡之情是有，但此前并不严重，此时也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对此刘曜在对面再如何睁大双眼，都未必能够瞧得明白。

但是裴该展看刘曜的书信，心说这是不是一个机会呢？我能不能假装将士思归，再次示敌以弱，下个圈套，等着刘曜来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