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郡内已经开始规划和建筑堡垒，裴该也不便朝令夕改，但在反覆忖度之后，还是同时用了陶侃的中策，迁徙一部分西戎到泾水流域来，以替代原本的卢水胡。
主要也因为南安、金城、西河三郡内的戎部太多，先不论枹罕彭羌和吐谷浑，仅仅陇西莫折、无弋，南安赤亭等处羌部，还有少数几家氐人、杂胡，一二十万人，就全都拥挤在东起平襄、西到首阳、北达狄道、南抵襄武，这不到十万平方里的地域内，再加晋民，人口密度几乎为秦州之冠。对于一座大城市来，这或许算不了什么，对于农耕民族来说，也略嫌稀疏，但作为必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虽然上述氐、羌有很多已经转为农耕了——那就太过狭窄啦。
西戎既密，就必然会对外扩张或起内部纷争，这是靠政策解决不了的问题。倘若他们对外扩张，必侵晋土、扰晋民，即便他们内部纷争，也可能跟养蛊似的，最终厮杀出一个大部族联盟来。
故此裴该就遣游遐前往游说，又召姚弋仲前来，推心置腹地恳谈，让姚羌作表率，东迁到安定郡内实边。就这样花了大半年的功夫，才陆陆续续迁来六七个部族、十万之众，以协助前军守备安定。
同时也在这些氐、羌中募兵——当然啦，仍然必须先送至长安附近编练，并且洗脑——以充实各部。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至于冯翊的防御，就用了陶侃的上策。陶侃在冯翊郡内西御胡汉，北防刘曜，自然会反覆派出探子，去勘察前往高奴的山川地势，为此绘制了一幅详细的地图。不过说是详细，既没有等高线，又不似沙盘那么一目了然，他按查地图解说了半天，裴该才能大致摸到门径。
陶侃建议，两道向北，其东道便是沿着上洛水河谷而行。河谷中有些险狭地域，只要先当道搭起拒马，再在附近丘陵上建几座哨塔，便可堵截来犯之敌了。第一座垒设置在境内——虽说这年月的边境线没那么分明——在粟邑以北八十裡外，大概后世的黄陵县附近。当然啦，裴该记不清后世的地名了，他给这座堡垒现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杀曜”。
西道起自北地郡境外的漆垣故城——汉代时属上郡——当杀曜堡西南方八十里，有小路可通东道，用以保障北地郡。等两垒俱成后，可以再从杀曜堡继续分道向北方推进，东道仍沿上洛水河谷，到故汉甘泉县附近，每隔两日途程、七八十里，再筑二堡。西道在东道西三十到六十里，曲折环绕，共筑四垒，绕出高奴之后。
等到这些堡垒全都完工，就大致可以挺进到刘曜鼻子底下去了，并且形成半包围之势。且看你刘曜敢不敢来打！
而在裴该心中，尚有另外一重谋划，即利用五到十年的时间，无论是关中晋民繁殖，还是从它处迁晋民入关，都可以陆续充实于堡垒间的地段——或许也加上少量西戎——如此则不仅仅将边境线北推，挤压胡族的生存空间，还有可能恢复两汉时代的实际疆域。
汉代在冯翊以北还有上郡、西河，乃至朔方、五原、云中等，直抵河套地区，只有真正控扼河套，才有可能阻止大的北方遊牧行国的产生。裴该的志向，并不仅仅恢复西晋旧疆而已，他心心念念的，乃是恢复汉疆，甚至于提前建成盛唐一统之势。
二人正在埋头商议筑堡之事，突然间有后军哨探来报，说胡汉兵马正陆续向采桑津集结，看似有渡河来袭之意。裴该闻报，微微一愕，随即笑道：“终于来了。”
陶侃瞥他一眼，缓缓地说：“刘粲来得甚迟啊……”
胡汉所据河东、平阳、河内等郡，乃是黄河以北的膏腴之地，土地开发较早，加上又陆续从河南、关中掳去了不少的人口，就理论上来说，已然取代河南成为全中国最富裕的所在。若仅以纸面上的生产力来论，胡汉政权仍居天下首位，拥有兖、豫和司隶河南地区的祖逖排名第二，裴该的雍、秦二州，与石勒的冀、并二州，大致并列第三。
江南地区若非裴、祖北伐成功，大群南下移民纷纷北归，或许有机会跃居第三的，如今却只能与巴蜀并列第四。而即便裴该再加上遥远的徐州，石勒再加上新得幽州半壁，论传统耕地数和户口数，亦皆难与平阳、洛阳相拮抗。
所以平阳政权不可能始终窝着不动，而只知防守黄河天险。去岁并州大蝗，波及平阳、河东，加上刘粲、刘曜尽皆新败，被迫息兵养马，暂且蛰伏，犹有可说。今年蝗灾移去了冀州，平阳和关中一样，都为平年，那就不可能毫无动静了。
再者说了，刘曜南下侵扰，难道就没有平阳方面的授意吗？若无平阳之命，即便刘曜敢来，刘虎也未必肯动，这很明显是对关中地区发起进攻——即便不是全面进攻——的征兆。
只是，倘若双方配合密切，当彭夫护才入安定，刘虎方下冯翊之际，刘粲就悍然挥师西渡，则必然对陶侃的大司马后军造成强大压力。陶侃对此已有防范，早便拟定多份预案送到了裴该案前，还计划万一战事不利，便再次退归大荔，利用牢固的城防抵御胡师，再请裴该将生力军源源不断送至前线——甚至于调秦州诸戎从征。
然而实际事态却并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刘粲整比刘曜慢半拍，一直要等彭夫护和刘虎全都被击退，这才姗姗而来。这固然有通讯、交通不发达，相距遥远的两支军队很难密切配合之故，但其中，难道没有更深层次的缘由吗？终究刘粲也不是笨伯啊。
陶侃因此才说：“刘粲来得甚迟啊……”裴该则站起身来，背负双手，透过窗棂遥望室外景色，缓缓地，貌似是自言自语地说道：“秋之将尽，寒冬降临，即便百足之虫，不死也僵。”
……
刘粲还在做相国、大单于的时候，刚愎自用，独揽朝政，但当他终于得偿所愿，晋位皇太子之后，姿态反倒相对放低起来，肯于倾听诸多老臣的意见了。这主要是因为此前他主要的目标是挤垮刘乂，此事不可谋之于众，老臣们也未必肯帮忙出主意；而当太子宝座终于到手，眼瞧着皇帝大位也非遥不可及，似乎再没有什么人可以摇撼自己的权势了，刘粲才终于把主要精力从揽权转向了国事。
再加河南之败，以及刘乂“清君侧”，多少也给这个年轻人的雄心壮志兜头浇了一瓢冷水，使其骄焰渐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