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远点头道：“原来如此。”随即就问了，你既然明白这点，却又为何要上奏请求将此事付之公议，甚至于因而弹劾荀崧呢？你可不是会被人当枪使的性格啊。
陈頵叹息道：“因吾望大司马之归也，则可制荀公等，使不能私相援引，党羽塞道……”裴该手下和祖逖手下，那都是真刀真枪跟胡、羯厮杀出来的，自有其能，唯独荀组那票党羽，多半是颟顸官僚，倘若不是洛阳、长安尽皆镇定，估计他们没一个敢从南边儿跑回来。但是如今这班人充斥朝野，把洛阳又搞得乌烟瘴气的，祖逖也拿他们没辙，祖纳似有同流合污之嫌，除非大司马回来，否则这局面真的扭转不过来啊！
“昔大司马不奉天子长安，而归之洛阳，是自任其难；唯今不肯还朝，坐守关西，是避让其难，惜哉！”
熊远摇摇头：“二事不可相提并论。昔日大司马所当之难，为胡寇也，今所避之难，是中朝也……”外敌之难易解，只要咬紧牙关，奋力杀去便可；这内敌之难，可就没那么容易解决啦——即便裴大司马，他暂时也没有重整朝纲的把握，所以在关西之政梳理清楚之前，是绝对不肯还朝的。
陈頵双手一摊，说：“大司马不还朝，一为国家计，二为自身计，而我身为朝臣，唯可为国家计，不可为大司马计。”所以我才上了那道奏章啊。
熊远想了一想，就说：“延思既然一心为国，不怕为当道所恶，又何必畏惧大司马，不肯从我西行啊？大司马素宽仁，即我初会，亦曾以言辞激之，其不恶我，反付以掘金、铸钱、造兵之重任。如今岂有因一弹章，而恶延思之理呢？”
陈頵笑道：“此一时而彼一时。昔日大司马在徐方，位不过刺史，地不过数郡，今名重天下，朝廷宰臣，留台长安，貔貅十万，又岂能与昔日相同呢？人一贵重，必致塞听，犹能礼贤且不尤人者，几希！”
熊远反覆规劝，说我会帮忙你说好话的，即便大司马不重用你，也不至于会惩罚你，那你就跟我跑一趟长安，又有何虑哪？陈頵推却不过，这才只得勉强应允了。
于是熊、陈二人便即束装就道，随即因应荀组之请，把王羲之和庾翼俩少年也给带上了。于途考较二少年的学识，尤其书法，熊远、陈頵都不禁啧啧叹奇。但是熊孝文特意告诫二少年，说经学和书法固然重要，谋事之才、治理之能，也必须上心，否则将来即便因为荐举得官，恐怕也难以称职啊。
王、庾表面上诺诺受教，其实并不以为然。庾翼私底下就对王羲之说了：“彼不过奴仆后裔，出身孤寒，偶得时运，位至二千石，便不知天高地厚了，竟来教训我等，岂不可笑么？”王羲之摆手道：“志各不同，不听也就罢了，稚恭何必口出恶言。”
一路无话，直抵长安，进城之时，突然有一骑高举旗帜，风驰电掣一般自行列旁奔过，差点儿就惊了驾车的马，还亏得熊远的驭手经验老到，才赶紧勒停车辆，免于倾覆。
熊、陈二人原本于车中对坐交谈，见状急忙撩开帘栊，朝外望去。只见那骑士的身影渐行渐远，熊远便揣测道：“观其旗帜，为有紧急军情……难道说羯奴终于动兵了么？”
陈頵颔首道：“羯奴若不动兵，便是困守之势，焉能长久啊？此必大发兵以侵王土——但不知是向河内，还是向兖州，或者去攻打厌次……”
……
二人所料不差，这果然是洛阳送来的急报，通知裴该，东方大战将萌。
石勒用张宾之计，欲伪攻厌次，实向历城，虽然大的战略方针已被祖逖一眼瞧破，但祖士稚却并不主张大军东出，先期占据历城。一则是考虑到，一旦封堵了赵军南下之道，则他们改变策略，再向何处用兵，那就不便预判了……
但更重要的是，石勒为一国之主，他想打哪儿就能打哪儿，想怎么打就能怎么打，想啥时候动手，就能啥时候动手，祖逖则不同，在他脑袋上面，可还有个朝廷呢……固然他兵权在握，军中将吏黜陟由心，但对于大的方针——是攻是守——也并非一言可决的。
有个“婆婆”在就是这么麻烦，其实裴该在关中也是如此，他自己设的军衔，想给谁就给谁，至于朝廷名爵，还得先上奏洛阳，等尚书省批复下来，才能算数。
关键是梁芬、荀组，乃至荀崧，都主张在东线暂取守势，要等裴该先平定并州，再南北两道出击，可保全胜。这一是有倾向于裴该，好使其再立新功之意，二则纯属胆怯，生怕出击不利，王师丧败，会让敌人趁胜一直杀到洛阳来。不管怎么说，守总比攻要容易啊，那祖家军只要牢牢守住河南及其周边各处要隘不就行了吗？干嘛着急往外打呢？
祖逖与他们反覆商讨，深知最终肯定是自己赢——兵在我手里嘛——但同时，为了避免擅权之讥，文武之间尽量不起龃龉，还得下更大的功夫，做更多说服工作才成。尤其是一旦石赵先动兵，则自家就方便以救援为名，调动兵马了；但在石赵未动之前，纯属进攻性的军事行动——哪怕只是预布棋子——也必然会受到多方掣肘。
所以他只是在自家权限范围内，先请求加东平相徐龛建武将军号，要他统筹济上四郡军事，随时准备向东方应援。然后再跑去继续游说梁芬、荀组等人……
十月初，石勒果命大将呼延莫率中军七千，直指厌次。祖逖得报后，终于说服了朝中大老，一方面命苏峻北援厌次，一方面增兵济上，以防羯军彻底涉渡，同时搜集船只，做好增兵河内的准备——明面上，是说此乃“围魏救赵”之策，只有把赵军主力吸引在河北作战，才能够保障河南，且减轻河防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