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说：“甄随一勇之夫，岂有远谋？不过因我等为使君效命，乃欲屠戮我族泄愤，并警告不得相从罢了。使君可急领兵西进，有我等为向导，再加诸寨策应，必能将其尽数伐灭于山间——倘若能够擒杀甄随，华人必然胆落，岂不强过在巴陵枯坐么？”

而且不等应詹下令，部分蛮部就主动撤了，急匆匆返回自家山寨镇守。应思远无奈之下，才只得率部西行，原计划先在临沅城内歇息一两日，以觇敌情，但当不得诸蛮苦苦哀恳，被迫才停了半日，就在形势尚不分明的情况下，继续向西。

结果军才入山，迎面就撞见了华军。甄随亲率有山地作战经验的七百勇锐正面搏杀，而使陈剑率余部下平，兜抄至晋军之后，两向夹击。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挑了两个弱小的寨子，轻松攻破，一方面安抚蛮众，说：“老爷就是汝等同族，如今仕华为上将，天子言听计从，即便将来划武陵、天门两郡为我蛮部之地，让汝等公推一二人充任郡守，也是好商量的。”

——当然啦，这都是谎话，以甄随对裴该的了解，即便恳请裴该把这两郡封给自己，或让自己做其中一郡之守，裴该也不会答应。

另方面，甄随押了两寨耆老到阵前，大声呼喊，招呼同胞。蛮兵因此慌乱、疑惑，不少人直接就开了小差了——我得赶紧回去瞧瞧，我寨有无被兵受损——而湘州偏远贫瘠，应詹本部晋兵其实并不算多，就此而被华军前后夹击，一鼓而破。

应思远被迫退入沅南。甄随使陈剑逼城而寨，监视敌军，他自己又领着十多人进了一回山，或威逼，或利诱，或拉关系、套交情，很快就又扯拉出来两千多蛮兵，驱之猛攻沅南县城。应詹苦守五日后，城池终破，乃被迫自刭而死。

消息传到洛阳，裴该暗叫可惜——甘卓老耄之辈，名过于实，还则罢了，应思远才刚五十出头啊，为人清廉，颇有政声，足任一州之牧，却终不能降我华……那王含怎么就不肯自杀呢？

——其实吧，原本历史上应詹是寿终正寝的，但也就比这条时间线上，多活了两年而已。

……

鏖战荆襄之时，东路华军也已凭江，调集船只，做出渡江攻打建康之势，而陶侃几乎同时率舟师出濡须口，直航下游。王导遣人向柴桑、武昌方面求救，王敦大吃一惊，乃云：“陶士行如此恨我，乃竟不畏死乎？！”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陶侃在巢湖训练水师，武昌方面自然不能不加以关注，日夕遣人密侦，都说华军船只数量还少，难以与我军在江上争锋啊，故而此前幕府将吏们估算着，怎么也得再等一两年，等巢湖之船超过我军半数之后，华人才会谋渡长江。

可是没想到，他们那么快就动兵了。王敦因此琢磨着，是不是陶侃实在恨我，他又垂垂老矣，恐怕有生之年难以与我做最后的交锋，所以才这么迫不及待啊？华人中能水战、熟江南地理人情者，唯有陶士行，则华主下达南征之命，肯定是会倾听他的意见的，倘若陶侃说时机未到，华主必不敢轻举妄动。

他打算下令让柴桑的王应、郑澹发兵去攻华军水师，期与芜城的沈充前后夹击。然而钱凤却劝说道：“柴桑之舟，论其数量，并不强于华人，即便再加芜湖沈士居部，亦不过稍稍过之罢了。而陶士行乃宿将，又闻华主下令，于舟上立拍杆乃至大砲，或有奇效，则我军未必能胜……”

武昌方面也派遣了不少细作，在巢湖附近打探，只是因为陶侃关防严密，所以太详细的情报侦察不到罢了。王敦因此就把火炮误以为了投石机，心说那玩意儿也能往船上搁吗？咱们要不要试试？

尝试的结果，是彻底失败。

其实在楼船上安装小型投石机，并非不可能之事，但必须经过反覆试验，并且改造船只结构，而不可能仅靠灵光一闪，光拍脑门儿就能成功的——裴该谋造炮舰，其实也是在拍脑门儿——而武昌幕府却并没有合格的技术人才，以及比较靠谱的实验流程。

拉回来说，钱凤言“陶士行乃宿将”，言下之意，王应终究年轻，他不可能是陶侃的对手啊。一旦被陶侃击败了柴桑和芜湖方面的水军，则我军折损将半，恐怕到时候明公您再将武昌之军往攻，也难以占据压倒性优势了。

“或者，此正陶士行之愿也，期以将我军分而击破。故而以臣愚见，有邓伯山守石头，华人便万马千军，不能遽渡，且虑我水师尚在，即渡亦不敢全力而攻建康。明公不妨亲率主力东向，会合公子所部，一并往攻陶士行，期以一鼓破之。”

王敦还在犹豫：“我在武昌，控扼中游，尚须防备华人攻荆襄，岂可擅离啊？”

钱凤回答道：“若华人攻荆襄，而明公往救，终究是逆水行舟，军迟且钝。且即便击退华人，而建康已下，又当如何处？不如先破陶侃，即可使公子率军前往建康，遏阻华寇南渡，明公再将主力西援——荆襄之得失，非此战之关键也。”

钱凤虽然也料想不到，王含竟然那么废物，而荆襄一月即平，但考虑总体战局，华人分兵数路，大举来侵，你想要在各个方向上全都封堵住终究是不现实的。只要水师主力尚在，荆襄就算丢了，也有望再拿回来；但若建康失守，那便大势去矣。

王敦思忖过后，最终认可了钱凤所言，当即留一部步军守备武昌，自将全部舟船，浩荡东下，旋于柴桑会合了王应所部，帆樯遮天蔽日，直往芜湖方面航去，以期与沈充东西夹击，一鼓而击垮华朝的江上水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