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的某个圣诞夜。我和沥川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夜深人静，沥川忽然问：“我们认识的那一天，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挺清楚的呀！”

“那我就考考你，是你的记性好还是我的记性好。”

“我的，我年轻，当时正是记忆力最旺盛的时候，一天能背一百个单词。”

“那天，”沥川说，“你把咖啡泼到我身上的时候，咖啡厅里放的是什么音乐？”

“……让我想想。嗯，放的是收音机里的音乐。”废话。

“收音机里的什么音乐？”

“……流行歌曲。”

“哪一首？”

“嗯。”我说，“嗯。”

“男的唱的还是女的唱的？”

“女的，肯定是女的。王菲。那时最火的人就是王菲，电台天天放王菲的歌。”

“王菲的哪首歌？”

“……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不是。”

“不是？哎，沥川，你听不懂中文就承认好了。是王菲，她正在唱那首‘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然后，我给你端咖啡，我还记得那句呢，留着你隔夜的吻，感觉不到你有多真。想你天色已黄昏，脸上还有泪痕。”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

“不是的？”

“不是。”

“那是什么？”

“Rhapsody in Blue.”

“就是那个爵士风格的，有点靡靡之音的曲子？”

“靡靡之音是什么意思？”

“这典故太深，译成英文，就是Decadent music.”

“No.”

“好吧。难怪每次咱们生日你都弹这只曲子，我还觉得挺奇怪的呢！”

“多少年了，我一直想唤起你的回忆，你就是一次也想不起来。郁闷啊！”苦恼的人说。

“那天是我第一次打工，很紧张嘛！我只光顾着记menu和学习收银机，没留意音乐的事儿。你问别的，别的都记得。”

“别的都记得，真的？”

“当然！那一天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啊。”

“那么我问你，那天，我的领带是什么颜色的？”

“褐色的。”

“不对。”

“不对？不可能！我记得很清楚，褐色。”

“你是不是把咖啡倒在我身上了？”

“是呀。”

“咖啡是什么颜色？”

“咖啡色。”

“那我的领带是什么颜色呢？”“褐色。”

“真是……榆木……”“你说什么？”“什么也没说。”“不是褐色？”

“不是。当然，咖啡泼上去了就变成褐色了。我问的是在那之前的颜色。”“不记得了，你告诉我吧。”

“不告诉你，慢慢想。”他有点沮丧了。

“问个简单点的吧……不能搞得我不及格呀，老公。”“好吧，问你一个简单的。那天，我的手上有什么。”“哪只手？”“左手。”

“你的手上……肯定没有结婚戒指。”“没有。”

“好像……也没有大包。”“没有。”

“没戴手套。”

“没戴。”

“你在用电脑，所以手上肯定也没有铅笔。”“没有。”

“那你手上有什么？”

“你是想不起来，还是根本没有注意？”

“……没注意。”

“我的手指上，贴着一个白色的邦迪。那天我削铅笔，把手指削破了。”“好吧。我不及格。”

“你为什么不及格？这说明，你根本没注意到我。”

“真是天大的冤枉，不注意到你会把咖啡泼你身上？问题在于，我当时就只注意到了你的脸。”

“好吧。那我，就考一个关于我的脸的问题，你一定得答出来。答不出来就要休妻了。”

“你问，你问。只要是你脸上的问题，我绝对能答出来。”“真的？”“真的！”

“那天，我对你笑过没有？”

“答案非常肯定。没笑过。你一直板着脸。”“不对。”

“你绝对没笑。”

“咖啡泼了之后我当然没笑。可是，抬头看你的时候，我是笑着的。”“没有。”

“有。我要是不笑，你肯定不会把咖啡泼到我身上。”

“你的嘴角好像是弯了一下，不明确。”

“谢小秋同学，那就是笑。你一个也不对，得了零分，怎么罚你？”

我大声说：“等等，不能光是你考我，我也要考你，没准你也得零分呢。”

他吃了一口|爆米花，说：“你考，我肯定是满分。”

“那天，我穿的是什么衣服。”

“黑色T恤，墨绿色的围裙。黑裤子、黑皮鞋。”

“我的发型……”

“马尾辫，绿色皮筋，上面还有两个蓝色的玻璃珠子。”

“涂了口红没？”

“涂了，樱桃色的，对吧？”

“我和你说的第一句话是……”

“俺们跳来不里烧来，蛇！”他学我的口音，女声的，挺像。我跳起来拧他。

“噢！噢！”他叫，“又来搞家庭暴力！你以前满温柔的呀。”

“刚才那几道是基础题，下面开始问难的了。”

“问吧问吧。别拧我就行。”

“那天，除了工作服之外，我还穿过什么衣服？”我存心难为他，因为那天我进门之后，过不了十分钟就换了工作服。沥川不可能注意到这一点。

“你穿的是一件粉红色的毛衣。紧身的那种。双肩背包，包上弔着一串钥匙。胸口挂着一串珠子，什么颜色都有。下面是绿格子的迷你裙，白球鞋。像隔壁邻居家上初二的小女生。”

这回轮到我震惊了：“你怎么知道得这么细？”

“你对着一辆车的车窗理裙子，又掏出镜子理头发。你对着镜子咧嘴笑，看看牙齿白不白，还把脸蛋揪了揪，想弄红润一点。头发有点乱，你对着手心倒了一点矿泉水，把头顶的几根毛弄顺。然后，你背对着车，把手伸到毛衣里整理裏面的胸衣。为了看清自己的背影，你还把人家的车镜拧了拧。”

我怔怔地看着他，傻了。

“总之，虽然你没发现，你已经对我搔首弄姿、春光大泄。”沥川的黄色词汇特丰富，古典现代后现代一应俱全。

“胡说……你胡说！”我恼羞成怒了。

“因为我的车窗是挡光的那种，傍晚时分从外面看不见裏面的人。当时我正坐在车里，怕你尴尬，吓得不敢出来了。”

“王沥川！你敢偷窥！”

“噢！噢！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俺们跳来不里烧来（I''m terribly sorry）！”

五十二 番内：超市

沥川回到昆明的第二周就收到几个从瑞士寄来的巨大包裹：他的常用药品、各种文具和四季衣物。然后几乎每隔一两周我们就得跑一趟邮局，寄来之物包括餐具、书籍、床单、轮椅和巧克力。沥川的奶奶甚至寄来了一个沥川常用的单人沙发。我们不断地在工作人员好奇的眼光中将各种形状的包裹领回来，东西堆满了各个角落，轮椅在拆包的第一天就直接塞进了床底。

以前工作时，因为经常开会、谈判和见客户，沥川一天八小时都会用义肢。对于高位截肢的人来说，是件需要毅力的事情。他的身体会大量出汗，若不小心摔倒，还会有骨折的危险。但是，只要还能站起来，沥川绝对不用轮椅。他说坐在轮椅上让他看上去很像个残疾人。

听见这话我微微发窘。沥川继而纠正说，他是残疾，但他不想看上去很残疾。

我继续窘。

沥川说虽然这么多年他早已接受了自己的样子，也知道有些事不方便去做，但他不喜欢接受特别关注或特殊照顾，哪怕是口风里不自觉地透露出来也会让他不自在。他只想做个普通人，只想让大家以平常心来对待他。而我，谢小秋，在这方面是个坏典型。

回来后的第三天，他水土不服发过一次高烧，我送他去医院，紧张得就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沥川打了一剂退烧针就回家了，死活不肯住院。他不敢在医院里待太久，怕我会崩溃。

我说我的神经没那么脆弱，他还是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安慰我。告诉我他的病情好转了很多，目前没有恶化的迹象，让我尽管放心。接着他又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名词，还把常用的药拿出来给我看。尽管如此，我还是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

我怕沥川死在我怀里，比他活着离开还要害怕。从那天起，沥川开始叫我“Honey（甜心）”。

我们打开的第二个包裹里装满了沥川的衣物：成套的西装、领带、衬衣、T恤、牛仔裤、鞋子、内衣……袜子。我猜想，可能是霁川和René将沥川的衣柜倒了个儿，裏面有什么东西也不细看，一股脑地都塞进了这个足有小型冰箱那么大的纸盒里。

衣物全部掏出来，堆了满满一床。

“沥川，”我叹气：“中国是个纺织大国，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哥还要给你寄衣服，这裏又不是买不到。”

“纺织大国？我怎么不知道？”

“丝绸之路你总该知道吧？”

他顿了顿说：“Honey，我不随便买衣服的。”

“那还买了那么多——”

“我向来买一件是一件。这裏的每一件衣服都很合身，有一大半是量身订做的。特别是裤子。”

“这也不难，难道昆明就没有裁缝了吗？”

“昆明有裁缝，不过我不喜欢被人家量身体。”

“呵，还说你没有少爷脾气——你非常小资！”

十年来我并没有和沥川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住的都是设施完善的宾馆和公寓。我们从没住过这种黑暗陈旧、走道肮脏的老式楼房。

沥川到这裏的头一天就开始做清洁。每天都要洗碗、洗锅、洗锅盖、连酱油瓶也不放过。然后擦桌子、拖地板、洗马桶、倒垃圾。我戏称他为“清扫狂”。他说德语里还真有这个词，叫“Putzteufel”（清扫魔鬼）。沥川还将清扫的范围扩大到一楼的整个楼道，受到左邻右舍的一致好评。

沥川有着令人惊讶的平衡能力。他可以单腿独立、长时间地站得笔直，昂首挺胸，一动不动。如果不看下身，你甚至猜不出他只有一条腿。沥川说，他是滑雪高手，差点被教练怂恿着参加残运会。当时他一心一意想当建筑师，就放弃了。

说到这裏我问他：“你不是学经济的吗？怎么又转行了？”

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哥哥。”

“你哥哥？”

“手术后，他担心我在大学里不能照顾自己，决定转校到芝加哥。芝大也有建筑系。我想了想，与其他转校不如我转校，我就去了哈佛。”

“啊……哈佛！”我想起那个着名的电影《爱情的故事》，“你有没有追过女孩子？”

“头几年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他说，“学业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我日日学习到凌晨。”

“要这样拼命吗？”

“系主任是我爷爷的老朋友，不想太丢他的脸。”

“哎沥川，瞧你这经历，怎么说也算一部励志小说啊！”他拧我的耳朵，“这么优秀的励志青年，却被你写进了低俗的言情小说里！”

我大笑。

将卧室唯一的一个五斗柜腾出来，我把自己衣服塞进了纸盒。

沥川拦住我：“嗳，我不是这个意思嘛。”

“你的衣服这么贵，得小心存放。我的衣服很便宜，随便塞哪都可以。”

“不行，一人一半，要不明天再买个衣柜。”

“别买了，房子太小装不下。那就一人一半吧。”

我们坐在床上，花了一个多小时将每件衣服叠成很小的一块，一点一点地塞进抽屉里。

过了一会儿，沥川站起来找拐杖，我到客厅将他常用的一对肘拐递给他。

这对钛合金的双拐是按照他的身高订制的。黑色的手柄，天然钛色的光泽，轻若无物却无比坚硬。我拿在手上掂了掂，又比了比，忽然发现了大问题：“嗳，沥川你看，你们瑞士也有假冒伪劣产品欸！这两只拐杖的长度不一样！”我忍不住替他委屈，“你用了这么久都没发现吗？发票还留着吗？”

其实沥川有好几对这样的拐杖，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种牌子，我帮他递过很多次，从未关心过长度问题。

“来来来，honey，”他拿出一张纸一只笔，“让我向你普及一下拐杖的基本知识。”

我坐到他的身边，看见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小人：“我左边少了一条腿，所以站起来重心会向左边偏移，对吧？”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