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错、错、错！——陆游《钗头凤》我震惊了。虽然我知道她没有死，但我仍然震惊了。我从那颗黑痣上认出是她。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来来往往的旅客，墙上的电钟，巨大的列车时刻表，白的灯，绿的灯，红的灯，一切的一切，全部化成调色板上那样斑驳的一片杂色。只有她，在朦胧模糊的背景之前站在我对面，那样清晰、鲜明。“你好吧？”她朝我凄楚地微微一笑，我没听清她说的什么，只是从她嘴唇的颤动上看出她说的是这句话。我的嘴唇也嚅动着，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又像害热病似地颤抖起来，就像十二年前那天晚上一样。“结婚了吗？”我看见她眼里闪着泪光。“没有。”我使劲控制住牙床，吐了这么一句。“应该了……找一个……这么大岁数了。”她的音调柔和而平板，像一汪死水，没有一丝感情的波澜。“现在你有条件了……找一个，照顾自己……”“不，我不想找了……”我想要求她的宽恕，可是她却带着歉疚地对我一笑。我看出她是想笑得美一些，笑得像阳光那样灿烂，像她过去那样。但是，她的脸，好像已经失去了那样笑的机能。现在，她的笑像月光一样，是凄清的、衰弱的；又像是梦里的影子，轻轻一掠就过去了。我这才注意到：她变了！她的脸干瘪黄瘦，额头、眼角、嘴边都出现了令人伤心的皱纹。一绺沾着汗的头发随便地搭在颊边；鼻孔的边沿上凝定着一滴清鼻涕，闪着刺目的光。现在的她，就像是失去了绚丽色彩的旧画，那上面只残存着一些模糊的美妙的线条了。“你到哪里去？”她的呼吸是急促的，但却故作平静地问我。“我……我送一个朋友，他刚上车。你……你到哪里去？”我也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对了，这有什么？不是有许许多多人都把悲痛埋藏在心底了吗？悲痛埋藏在心底，和尸体埋在土里一样，也会慢慢地消失，据说，它还会和尸体能使土壤肥沃一样，使心变得丰满。“我……我们回家去，回老家去。”她突然笑出声来，但笑声却像是呻吟。我看见她毫无笑意的眸子里闪烁着精神病患者那样游移不定的目光，对我来说，还有一把打开那恐怖的记忆的钥匙。不，不能让她打开我那已经关闭记忆的大门。那里有毁灭我自己的火。我往后退了一步。蓦地，她的眼神严厉起来，并且掀起右上唇，露出白白的犬齿，向我身后狺狺地叫着：“鬼！你到哪儿逛去了！鬼！你啥也不管！你……”“嘿嘿……在车站对面的小馆，嘿嘿……”我身后响起含混不清的回答，同时一股混合着白酒、大蒜和油腥的臭气喷在我颊上。他！穿着一身半新的灰涤卡制服，一面摇摇欲倒地擦过我身边，一面像安抚一匹受惊的马似地嘟囔着。他已经醉醺醺的了，字眼就像粘痰一样在舌底滚动。最后，一个趔趄跌坐在睡在长椅上的两个女孩的脚边。“唔……发那么大火干啥？……瞧你，厉害的……”他倾斜着上身，手在口袋里摸索着，终于寻找出几粒葵花子，低着头闷闷地嗑起来。顿时，我心里升起一阵恶毒的快感。我挺了挺胸，鼻孔里威胁似地吭了一声。“哦，是你……”他抬起头，但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惊讶或妒意，反而讨好地望着我。“王富海，你还认得我吗？”我弯下腰，用基度山伯爵的神态问他。“哪能忘呢？”他苦笑了一下，“你嘛，石在同志……”“你过得挺好吧？”我扬了一下眉毛。“哪……你看，这不是，我们回老家了。我大哥给我在县商业局找了个差使……在农场有啥意思……以工代干，还得考试……你现在好了，知识分子，现在是你们的天下了。嗯？不是吗？考是考不倒你们的……”他也变了！我记得他至少比我小六岁，但衰老的迹象已从他脖子上的青筋蜿蜒到他的颌部，耳朵四周挤满黛黑的皱褶。他脸色晦暗，但又透出酗酒的人那种常见的青白，再配上胸前斑斑点点的油迹，十足地表现出被生活所压倒的困顿和惯能随波逐流的无聊，这副形象，突然使我感到自己的心胸狭隘而卑劣。我悲哀了。时间真的是无情的，我们在它的磨盘里，仅仅十二年就被榨去了那么多生命的汁水。我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把话题转到另一个人身上。“刘俊现在在哪里？他怎么样？”“他好滑的。他早就活动调回老家去了。”他向我狡黠地笑笑，“他有办法，他是……他是那种有办法的人。他是……他总是当官。那小子！他是……他有当官的才……”他皱着眉，摆出一副说正经话的神情，但翻来覆去仍是那几个词。这时，她在旁边突然发出一阵阵痛苦的、被压抑住的呜咽。随即，她两手捂住脸，猛地转过身去，用尖厉的声音连连对我喊道：“你回去，你回去吧！你回去……”候车室里闹哄哄的。空气浑浊，还有股熏人的尿臭。她蓬松的头发，在廉价的尼龙头巾下随着她的抽泣不停地颤动、肩胛突出、瘦削的肩膀（那原是滚圆的、丰腴的、结实的！）像门上的合页般一张一合，而他却点起了根纸烟，用漠然的眼光观望着四周。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深切的忏悔？温存的安慰？多情的絮语？热烈的鼓励？虔诚的祝福？……这一切都是虚伪的，虚伪而多余！既然那真挚的爱情早已逝去。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连说“再见”都是虚伪的。我们都知道，在这次偶然相遇之后，今生今世是不会再见的了。往事，甚至比不上一具依照物质不灭定律而永不会消失的白骨，它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地消失了，在世界上留不下一丁点儿痕迹。我转过身走了。到候车室门口，又回头望了望他们。她止住了抽泣，膝盖顶在长椅上，用半跪的姿势立着，对着墙上巨大的火车时刻表，就像在默默地祈祷；他仍像一堆灰布似地撂在长椅上，只有一缕青烟显示着他的生命。光波在这一瞬间凝固了，此情此景，我是终生不会忘怀的。然而，这一切又逐渐逐渐模糊了，最后，全都溶化在一滴晶莹的泪水里，我冲出玻璃门，赶紧用手帕捂住嘴，免得哭出声来……啊，她往日的细声碎语抓挠着我的心，回忆的闸门终于被她打开了，尽管那里面有毁灭我的烈火。但是，我想，不毁灭过去，怎么能重新生活。所以，我要写，要写！要把过去的事写出来，为了她，为了我，为了有权利要求生活得好一些的人们。无神论者的上帝是人民。我——这样一个苟活下来的、软弱而浅薄的无神论者，要写出我的忏悔，写出我的祈祷，祈求上帝——人民保佑：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二……触及灵魂……——摘自一九六八年报刊社论刷、刷、刷……暴雨抽打着大地，也抽打着每个人的心。后墙皮上那一团渗过来的褐色的水迹在阴险地向四周散开。我们都知道，只要这面土墙被雨水渗透，它马上就会自动坍下来。于是，这团水迹就成了一座指示我们生命终结的时钟，成了一片会吞噬人的魔影。轰——！接着是一片哗哗的水浪拍打声。我们惊惧地面面相觑。这不知是哪幢房子的墙倒塌了。倒墙一般是往外的，但我们头顶上是一块块水泥板，一块就有六百多斤。它们似乎马上就要压下来，把我们变成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我们十个“犯人”先是和钻出洞的耗子一起，在牢房里乱窜，但是不久，浑浊的洪水就从牢门下翻滚进来，耗子被淹得只剩下尖尖的鼻子和稀疏的胡须，我们又只得上了炕，守在垂死的“三反分子”旁边。“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天津下乡青年小顺子忍不住了，从炕上一跃而起，膛过没过脚脖子的泥水，扑到牢门擂打起来：“开门！开门！妈妈的！你们要把老子压死到里头呀？！妈妈的！开门！开门！……”然而，他的喊声和打门声，被淹没在外面一片可怕的声浪中了。“喂！大渠决口了！喂！把人都撤到羊圈……喂！快把人撤到羊圈……”急骤的暴雨声，慌乱的膛水声，妇女恐惧的哭喊，孩子惊吓的啼叫，大人愤怒的咒骂，牲口不安的嘶呜，混合在一起，凝成整整一大块压倒一切的声音。是的，是一大块。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块声音沉重的分量。它不是像水泥板那样会压在我们**上，而是现在就直接压在我们的魂魄上，使我们每个人都像承受不住似地索索发抖。小顺子停下来，恶狠狠地看了看门板，又惊慌地跳到窗口向外张望。焊着钢筋的窗外，是厚厚的、铅灰色的雨幕。这时，视觉已毫不起作用，外界的恐怖只是通过听觉在折磨我价。突然，一头毛驴又扯长嗓子喊救命似地大叫起来。这种粗犷、兽性的哀嚎，像在我们已经不能承受的重量上加了最后一坨硅码，一下子把我们生的希望完全压垮了。我们明白了：革命群众已全部跑光；他们撇下了我们，和这头失群的毛驴一起等待死亡。小顺子首先大哭起来：“妈妈的！妈妈！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妈妈……”他既是在骂人，也是在呼唤妈妈。原来，他和一伙小青年养了一条狗，起名叫“娜佳”，农建师参谋长下连队视察。小顺子唤着娜佳，“来，来，站起来，跟师首长握握手。”于是就被视为“目无领导”，关进牢房，听说，他还在自由的时候，他妈妈从天津来看他，风尘仆仆地赶到连队。他高兴地扑过去喊道：“妈妈的！昨天接你你不来，妈妈的！今天没接你你倒来了。妈妈的！……”现在，他在骂人的“妈妈的”之中，是真正想念起他的妈妈了。“唏、唏、唏！多事、多事、多事！……”“现行反革命”“多事先生”蜷在炕角，滑稽地翻着白眼，翘起一根手指威胁地指点着我们，“唏、唏……多事、多事……”这个富农出身的会计，一天早晨在一面土墙上发现了“**万岁”几个粉笔字，慌忙报告给军管会，但是，查来查去，他本人却成了最大的嫌疑犯。他也就在漫长而艰苦的交代过程中精神失常了。现在，他只会说：“唏，唏、唏、多事、多事！”我们都叫他“多事先生”。“天塌下来啦！革命和反革命都完蛋啦！”“国民党残渣余孽”——一个老机修工人猛地蹦起来，神经质地、嘶哑地喊叫着。“呜呜……鸣呜……”这是蜷在西边墙根的小陈在悲恸地哭。他的罪名他自己不愿意说，但我们人人都知道。他把脸埋在膝盖里，两手抱着头，沉浸在伤心的黑暗之中。也许，在黑暗里，他心上又浮现出他那美丽的爱人的身影了吧，他竟越哭越响，最后变成了大声的嚎陶，他的嚎陶，和小顺子天真的哭喊不同。这不只是对生命的留恋，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控诉。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号，使我们都震动得战栗起来。“你嚎什么？脓疱！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你嚎什么？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农建师生产处技术员老秦抬起头，大声咒骂这个年轻的农工，而且用了极其难听的脏话。他是一九六二年的大学毕业生，在上大学以前就入了党。前年夏天，他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组织了一个“**思想战斗队”，现在却作为“坏头头”被关进来。他一向是文质彬彬的，动作带有演员那种故作潇洒的气派。而今天，他突然一反常态。命运的捉弄、人身的凌辱、不公正的处理，再加上现在死亡的恐怖，把在人类身上还没有全都蜕尽的兽性从他身上一下子引发了出来。在他瘦削的脸上，只看见两道的的逼人的目光和龇露出来的尖利的白牙。他的身子，像一头被打伤了的野兽，痛苦地蜷缩成一团。此时，他表现出来的一点残存的人性，仅在于他想安静地死去。“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后墙上那团魔影又扩大了。它的边缘沿着土墙草泥的细缝向四周伸展，就像一幅太阳的图案……忽然，三个“刑事犯”不约而同一齐扑向小陈。一个揪住他的肩膀，一个揪起他的头发，一个捂住他的嘴。“……狗日的！嚎得人心烦！就是秦技术员说的：你把你老婆送给当官的嘛。活该，活该！谁叫你讨了个漂亮老婆！……”他们下手并不重，一个个脸上还带着疯人的笑容。他们不过是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泄一下剩余的精力罢了，可悲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在此时依然控制着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起招呼大家合力砸开牢门，跑到安全的地方去，至少同革命群众一道，跑到沙丘上的羊圈去，却在这间死屋里自己作践自己。“这样子不对的啰！应该把我们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唦！这是故意把人往死里整嘛……”李大夫不停地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复唠叨。他颤颤巍巍地，不时用没有光泽的眼睛瞅瞅墙上那团魔影。那片写着“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从日本尿素袋上剪下的白尼龙布，就像一片寿衣在他胸前抖动。只有我，安安静静地背靠墙坐着，头垂在蜷曲的膝盖上。可是，我的脑子里却翻腾着一个极其邪恶的念头：妈妈您要赶快死！快死！快死！死在我前面！想到她会看到我血肉模糊的尸体，我的心就揪紧了，像被抓住的蛇一样扭动。是的，现在我的心就像毒蛇一样。我都能感觉到有股毒液从心脏沿着血管蔓延到全身。它不仅使我手脚冰凉，使我捏紧拳头，使我咬牙切齿，而且正一点点腐蚀掉我对人的善意，把我原来单纯、天真、热情的细胞变成一团团癌组织。一个多月以前，农建师“联委会”命令我到这个团场来“办学习班”。虽然这个武装连以关押本师各种犯人而闻名，使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但我还是抱着良好的意愿——我，一个年轻的“摘帽右派”，应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中荡涤身上的污泥浊水，把自己彻底改造好。那天，妈给我炒了碗蛋炒饭，冲了碗酱油汤，为了不使汤泼出来，一直用手扶着摇摇晃晃的破桌看我吃完。我出了院墙，坐进在门口等我的吉普。妈像一尊塑像似地立在断墙的豁口中间，只有一绺白发在微风中拂曳。她忧伤的眼光从松垂的眼睑下凝望着我，给了我最后一点母爱的光辉，我再一次目测巷口自来水站到我家那口大缸的距离，看到那条用碎砖铺就的坑洼不平的小路，想到妈一个人今后生活的艰难，我的眼睛濡湿了。但是，我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因为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歌颂人道主义的诗而被打成右派。开始。我虽然对给我的帽子有过怀疑，但一遍一遍的批判终于摧垮了我的自信。在思想检查中，我把自我谴责推到了极端，最后真的以为自己是罪孽深重的了。我痛心疾首，认为只有今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才能报答党和**的关怀。所以，不论在六○年摘帽以前和以后，在学校和这个省的农业行政部门，我都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勤勤恳恳的工作受到领导的好评。后来，十几个农场合建成准军事组织——农建师，我仍然是一名称职的干事。我一直谨小慎微地在被指定的圈子里生活，从没有越出家门到机关的那条马路一步；文化大革命以来，也没有卷进什么派性斗争。这一次，我仍然以为是党和**用另一种形式对我的考验和教育。来到这个小小的武装连，我一下子被这里幽美的景色迷住了。这里绿树环绕，渠水淙淙。长满夏秋作物的宽阔的条田，一档档平铺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原野上。两旁长着茸茸青草的乡间土路，温驯地在脚下蜿蜒。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嗅到绿色植物在阳光下发出的热烘烘的香气。尽管无休无止的强度劳动折磨着我，我还是能享受到鲜明的、清新的、纯朴的自然美。这些可感可触的美的实体，当然比康斯太勃或柯罗那些细腻的风景画更动人。它经常使我心旷神怡，忘却疲劳，沉浸在逻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