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在上任大总统的短短几天里，孙中山已看出了一片胜利中所潜伏的隐患。

革命酝酿运作的时间是那样的漫长而痛苦，但革命胜利的一天居然来得如此快捷而突然，这是孙中山所没有预料到的。这固然是好事，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则很多。

真正的由革命党人领导的独立行省没有几个，许多所谓的独立只是换了一个招牌而已，军政府的人依然是先前巡抚衙门的原班人马，或者是只换一两个首脑，其他人都照旧。孙中山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改换一个朝代，而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这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能依靠那些全然不懂叁民主义，满脑子封建陈腐，昨日巡抚统制今日都督的人去建立吗？除开旧官吏外，各省军政府里还有不少会党头目和投机看风向的士绅，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即使在革命党人内部，眼前的局部胜利，也使其中不少人头脑昏昏意气飘飘。他们认为革命成功了，多年的辛苦应该得到酬劳了，为官位为地盘而争斗甚而火并的事不断发生。还有人高喊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居然要取消革命党了！另有不少人在为新生的省军政府和中央临时政府的前途担忧。他们一则畏惧袁世凯的实力，二则对银钱的匮乏束手无策，许多省的藩库空空如也，不但军饷，就连军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都发不出。

军需公债章程规定发行总额为一亿元，若果能筹得此数，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将大为改观，这一新生革命政权的命运也许将是另外一番景象。然而现实不容假设。在南京临时政府，军需公债发行4637630元，除军事机关和各省都督领取公债430万元外，实际售出公债只有30余万元。因为军需公债发行结果远不及定额，其所收款数甚至不敌清廷前段时间发行的爱国公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窘状况依旧没有得到改变。

公债发行未取得如意效果，迫使南京临时政府又只有积极寻求其他解决办法，维持闹出中日合办汉冶萍的丑闻，无法根本解决财政危机，相反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严重损害了革命政府的形象。金融恐慌、市面混乱，影响了政府的威信和革命政权的巩固。

财政危机同时导致军心浮动，如北伐这样一些重大决策无法贯彻和执行。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是迫使更多的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步步妥协。对于南北和谈，孙中山“本不赞成”，回国后曾表示：“革命目的不达到，无和议之可言。”

但严重的财政困难使得南京临时政府寸步难行，在革命党人的迅速退却以及立宪派、旧官僚的压力下，“内心大有难言的苦衷”的孙中山不得不接受汪精衞打电话过来告诉他，袁世凯的私人代表杨度想前来拜见的请求。正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在中日合办汉冶萍事件威信扫地、陶成章遇刺风波不靖、公债发行效果欠佳、无法挽救财政万般拮据状况等等原因，革命政府难以维持。

大清晨，杨度在汪精衞的陪同下就出现在大总统府。

孙中山从小楼里走出来，伸开双臂迎上前，用洪亮的广东官话打招呼：“皙子先生，你好哇，我们又见面了！”

杨度快步走上前，抱住孙中山的双肩，笑着说道：“逸仙先生，中国之华盛顿！我特为前来祝贺你。虽然这个祝贺来的迟了点，希望不要怪罪才好。”

“谢谢你，你过奖了，我哪能与华盛顿相比。”孙中山松开双臂，这绝不是客气话，是真心话。他端详着杨度说道：“五六年没有见面，你发福了。”

杨度也仔细地把孙中山看了看，说道：“你比在东京时瘦了些。”

“是吗？”孙中山哈哈笑道，“做革命家没有发胖的福分。”

汪精衞在边上说道：“我们都进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