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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爱》与《呼啸山庄》 注 此文写于1916年，收入伍尔夫的论文集《普通读者》。

夏洛蒂·勃朗特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年之久，现在她已成为那么多传奇、爱戴和文学的中心，然而，在这一百年中，她只不过活了三十九年。要是她能活到普通人的寿命，那么关于她的那些传奇将会大不相同，此事想来真是不可思议。她或许会像她同时代的某些名人那样，成为人们在伦敦或别处经常遇见的人物，成为无数画面和轶事的主题，成为许多小说（也可能是回忆录）的作者，当她离去之时，我们沉浸在对于她中年时期显赫声誉的回忆之中。她或许会生活富裕，一帆风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想起她时，我们不能不想起在我们现代世界中时运不济的某一个人；我们不得不回顾前一世纪五十年代，想起荒野的约克郡沼泽地带一所遥远的教区牧师住宅。在那教区牧师的住宅里，在那荒野的沼泽地带，她不幸而又孤独，永远处于贫困和精神奋发的状态之中。

这些情况既然影响了她的性格，很可能在她的作品中也留下了它们的痕迹。我们设想，一位小说家必定会使用许多很不经久耐用的材料，来建立他的小说结构，这些材料起初给它以现实感，最后却使它被没用的废料所拖累。当我们又一次翻开《简·爱》，我们无法压抑那种怀疑：我们将会发现，她想象中的世界和那荒野的教区牧师住宅一样，是古老的、维多利亚中期的、不合时尚的，那种地方只有好奇者才会涉足，只有虔诚者才会保存。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情翻开了《简·爱》，仅仅读了两页，所有的疑虑就从我们的头脑里一扫而光。

“猩红色帘幕的褶皱阻挡了我右边的视野；左边是明亮的玻璃窗，它虽然保护着我，却不能把我和十一月的那个阴暗的日子隔离开来。当我一页页地翻阅我的书本，我不时停下来思索那个冬日下午的情景。在远方是一片白茫茫的云雾；在近处是湿漉漉的草地和风吹雨淋的灌木，下不完的雨水在一阵长长的狂风哀号声前面疯狂地掠过。”

再没有什么比那荒野的沼泽本身更不经久，再没有什么比那阵“长长的狂风哀号声”更赶时髦。也再没有什么比这种兴奋状态更加短命。它促使我们匆匆忙忙浮光掠影地读完整部作品，不给我们时间去思考捉摸，也不让我们的目光离开书页。我们是如此地专心致志，如果有人在房间里走动，他的行动似乎不是发生在房间里面，而是在遥远的约克郡。作者攥住我们的手，强迫我们沿着她的道路前进，迫使我们去看她所看到的东西，她可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或者让我们把她给忘了。最后我们终于沉浸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天才、激情和义愤之中。不同寻常的脸庞、轮廓扎实的人物、性情乖僻的容貌在我们面前一闪而过；然而，那是通过她的眼睛，我们才看到了他们。她一旦离去，我们就休想再找到他们。想起了罗切斯特，我们就不得不想起简·爱。想起了荒野沼泽，简·爱又浮现在我们眼前。想起那个会客室，甚至那些“似乎印上了色彩鲜艳的花环的白色地毯”，那个“灰白色的巴黎式样的壁炉台”，它上面镶嵌着的波希米亚玻璃花饰发出“红宝石颜色”的光彩，还有那房间里“雪与火交相辉映的混合色彩”——要是没有简·爱的话，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

作为一个人物而言，简·爱的缺陷并不难找。她总是当家庭女教师，又总是要坠入情网，在一个毕竟大多数人既非教师又非情人的世界里，这可是一种严重的局限性。和简·爱这个人物的这些局限性相比较，一部简·奥斯丁或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人物，就会呈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方面。他们活着，而且通过他们对于真实地把他们反映出来的许多不同人物的影响，使他们本身又复杂化了。不论他们的创造者是否守护着他们，他们到处走动，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对我们说来，既然他们已经创造了它，这就似乎是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去拜访的独立的世界。托马斯·哈代在其个性的能力和视野的狭窄方面，和夏洛蒂·勃朗特更为相近。然而，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当我们阅读《无名的裘德》之时，我们并不匆匆忙忙把它看完，我们沉思默想，我们离开了正文，随着枝蔓的思想线索飘流开去，在人物的周围建立起一种诘问和建议的气氛，对于这一点，他们自己往往是意识不到的。既然他们是简单淳朴的农民，我们就不得不让他们去面对着命运和那具有最大内涵的疑问，结果在一部哈代的小说中，最最重要的人物，似乎往往就是那些没名没姓的人。这种独特的能力，这种思索推理的好奇心，夏洛蒂·勃朗特是丝毫也不沾边的。她并不企图解决人生的问题；她甚至还意识不到这种问题的存在；她所有的一切力量，由于受到压抑而变得更加强烈，全部倾注到这个断然的声明之中：“我爱”，“我恨”，“我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