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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的观点 注 本文选自伍尔夫的论文集《普通读者》。

既然我们经常怀疑，和我们有这么多共同之处的法国人或美国人是否能够理解英国文学，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更加怀疑，英国人是否能够理解俄国文学，尽管他们对它满怀热情。至于我们所谓“理解”究竟是什么意思，可能争辩不休无法肯定。人人都会想起那些美国作家的例子，特别是那些在他们的创作中对我们的文学和我们本身都具有最高识别能力的作家；他们一辈子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最后通过合法的步骤成了英王乔治陛下的臣民。尽管如此，难道他们了解我们了吗？难道他们不是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些外国人吗？有谁能够相信，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是由一位在他所描绘的那个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写的，或者，有谁能够相信，他对于英国作家的批评是出于这样一个人的手笔，他曾经阅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把他的文化和我们的文化分隔开来的大西洋以及大西洋彼岸的二、三百年历史？外国人经常会获得一种特殊的敏锐性和超然独立的态度，一种轮廓分明的观察角度；但是，他们缺乏那种毫不忸怩拘束的感觉，那种从容自如、同胞情谊和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感觉，这些感觉有助于形成亲密的关系、正确的判断以及迅速交换信息的密切交往。

使我们和俄国文学隔膜的不仅有这一切缺陷，还有一个更加严重得多的障碍——语言的差异。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欣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作品的所有读者之中，能够阅读俄文原著的也许不超过一两个人。我们对于它们品质的估价，是由评论家们作出的，他们从未读过一个俄文字，或者到过俄国，或者听到过俄国人说俄语；他们不得不盲目地、绝对地依赖翻译作品。

那么，我们等于是说，我们是丢开了它的风格来对整个俄国文学作出判断。当你把一个句子里的每一个字从俄文转换成英文，从而使它的意义稍有改变，使它的声音、分量和彼此相关的文字的重心完全改变，那么除了它的意义的拙劣、粗糙的译文之外，什么也没有保留下来。受到了这样的待遇，那些伟大的俄国作家好比经历了一场地震或铁路交通事故，他们不但丢失了他们所有的衣服，而且还失去了一些更加微妙、更加重要的东西——他们的风度，他们的性格特征。英国人以他们赞赏俄国文学的狂热性来证明，那劫后余生遗留下来的东西，是十分强有力的、感人至深的；然而，考虑到它们已经是残缺不全的，我们就不能肯定，我们究竟有多大把握可以相信我们自己没有非难、曲解这些作品，没有把一种虚假的重要性强加于它们。

我们说他们在某种可怕的灾难之中失去了他们的衣服，这是因为某种如此的形象可以用来描述那种单纯朴素、富于人性的品质，这种品质摆脱了企图隐藏、伪装它的本性的一切努力而在惊慌失措之中流露出来，而这就是俄国文学——由于翻译或者某种更加深刻的原因——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我们发现，这些品质完全浸透了俄国文学，在比较次要的作家身上和比较重要的作家身上同样地明显。“要学会使你自己和人们血肉相连、情同手足。我甚至还要加上一句：使你自己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是，不要用头脑来同情——因为这还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内心，要怀着对他们的热爱来同情。”不论你在何处碰巧读到这段引文，你马上就会说：“这是出自俄国人的手笔。”单纯朴素的风格、流畅自如的文笔，假定在一个充满不幸的世界中对我们主要的呼吁就是要我们去理解我们受苦受难的同胞，而且“不要用头脑来同情——因为这还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内心”——这就是笼罩在整个俄国文学之上的那片云雾，它的魅力吸引着我们，使我们离开我们自己黯然失色的处境和枯焦灼热的道路，到那片云雾的荫庇之下去舒展——而那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的。

我们变得窘困、拘束；否定了我们自己的品质，我们就用一种装模作样的仁慈善良和简朴风格来写作，这是极端令人作呕的。我们不能带着淳朴的自信去称别人为“兄弟”。在高尔斯华绥的一个短篇小说里，有一个人物这样来称呼另一个人物（他们俩都深深地陷于不幸之中）。顷刻之间，一切都变得牵强、做作。在英语中，和“兄弟”相当的词汇是“老兄”——这是一个大不相同的词儿，带有一种讽刺挖苦的意味，一种难以明确表达的含蓄的幽默。虽然那两个英国人在他们深深陷于不幸之时相遇并且这样互相招呼，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将会找到工作，发财致富，在他们一生中的最后几年过上奢侈的生活，并且留下一笔钱财来防止可怜的穷鬼们在泰晤士河岸上称兄道弟。但是，正是那种共同的苦难，而不是共同的幸福、努力或欲望，产生了那种兄弟情谊。正是那种深刻的“悲伤”——哈格柏格·赖特博士发现这是俄国人的典型特征——创造了他们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