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夜，除去几条商街热闹不凡外，大多数街道都是静悄悄的，南京老城的安邑区，街区临湖而成，街道两侧郁郁葱葱的大树，更生出一种闹中取静之感，也正因如此，许多达官显贵往往选择于此安居，或租房或购房。

安邑街76号，是一栋传统的中式院落，相比于邻近那些中式的或西式的别墅、庭院，这栋曾属于一位前清官员的院落，在安邑区并不怎么显眼，可老南京人都知道，事实上，在南京老城，这种老院落本身就像征着身份与地位，在南京老城大刀阔斧式的建设中，不知多少老宅被夷平重建，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被保留下的老宅，要么是南京数百年的大户，要么就是开国勋贵的私宅，这些勋贵私宅大都由陛下赐宅，这不是身份，什么是身份。

而安邑街76号的大门上挂着梁府的门匾，这梁府的主人，便是在中国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的宅院，在中国，梁启超名气之大，怕只有康有为能与之相比，而与那位流亡夏维夷的遭受通缉的“满清余孽”、“汉奸”的康有为不同，在中国政界梁启超可算得上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着名的“戊戌变法”。

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其流亡日本，同其师康有为鼓吹立宪政治不同，他更专注于思想启蒙，当年不知多少革命者受其影响，因此在中国有着“思想启蒙者”之称。

在光复会起义后，面对光复会起义梁启超同康有为都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他在第一时间回国，曾试图促成光复会同清政府妥协，但最终面对光复后的民族清算，也只能暗叹一声，而随后其却接受邀请加入光复会，后来光复会因国体之选发生保皇、立宪争持过程中，他并没有选择加入保皇派或是立宪洗，更没有倒向当时尚未遭禁的革命党，而是另外创建民主党。

而在随后的九年间，保皇派变成了保皇党、立宪派遭到削弱，革命党入狱的狱流放的流放，而当时并不被人看好的民主党，却顺风顺水的渡过一个个关口，并在立宪后，以超出立宪党十五席位，成为下议院第二大党。

在中国，梁启超的才气、学问、识见、资历自然是不用说了，同时他还是民主党领袖，而民主党又拥有一个实力很大的政党，也正因如此，在帝国九年的中国，没有任何人能够忽视这梁卓如。

而安邑街76号，往往又是国同民主党人士的聚集之地，一如往日，当夜幕降临后，在梁宅的后院凉亭间，又有一些下议院议员或政界人士聚于亭中讨论着国家大事，而与往日不同的是，今日，这裏还多了一个客人，立宪党领袖杨度。

在过去九年间，立宪党，可谓是一路浮沉，当年光复会分裂，鼓吹立宪的杨度等人吸引了大量光复会人员，几乎同保皇派成两强之势，可在随后的数年间，身为立宪派领袖的杨度毫无作为，却又让大多数会员失望之余，选择退出。

而民主党之所以能得到发展，与梁启超这位领袖有着很大的关系，九年间写书着作的同时，又接受多所大学的邀请授课、演讲，发行报纸与保皇党展开论战，立宪、民主两党一比，退出立宪党的成员最终大都选择加入民主党。

“各国政治历史表明，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制度可能是最稳健的民主制度，但是它要成为现实的制度，必需有适当的社会基础，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就是庞大且稳定的中产阶层，它建立稳健的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

放下手中的茶杯，杨度吐出这么一句话来，在过去的九年间，他或许因为被调查局掌握着一些东西，不得不处于半沉寂中，但却有了充足的时间让他去学习，准确的来说是向梁启超学习。

十几年前变法失败，康梁等人逃往日本，梁启超便不断总结变法失败的教训，而在他的书中曾提到，“当下之急务是普及立宪知识，提高民主意识，为立宪准备条件。”于是，他在西学中遍访名师，攻读了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着作，考察了日本等国家的实际，终于把思想的神功练到了成熟的境界，在民主宪政之下，“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他对民主政治之精髓有了正确的把握。前面的“权”就是人之权利，而后者之“权”就是权力，这的确道出了宪政的实质问题。

而梁启超提到的要准备条件，而不赶快抓住革命的大好形势建立“美好”的西方式民主宪政和共和国呢？对于这一点，即中国是否具备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条件，无论是革命派或是杨度自己都是过于乐观的，可以说，正是这种乐观，导致了孙逸山身陷牢宠而不出，自己陷为调查局禁锢而无所为。

但相比之下梁启超的看法却是十分客观公允的，甚至是悲观的。他以为，民主制度之确立及其得以运行有效，必须有一定的国民基础，无此基础，民主就是空中楼阁，社会、国家、人民无以蒙其利，甚至反而造成混乱。这就是说，民主政治固然是至高无上的武功，令人神往，但是以中国所具备的功力，练就这样高层次的神功实在是不可能，因为，中国内功严重不足，外功严重疲软，无论如何也没有实践、驾驭“神功”的能力。

当务之急是赶快补课，练好基本功，扎扎实实地一步步走向最高之境界。如果强行修炼，则必然是形似而神不似，本质上依然是个专制，这就反倒成了走火入魔！相对于走向民主的革命党、立宪派想要一役功成的刚猛之道，梁启超倒是十分看好改良这样的阴柔方式，正所谓在改良中“润物细无声”地完成民主之建设，渐进式实现中国政治民主。

最终事实证明了一切，革命党是勾结国外的乱党，遭受打压的立宪党江河日下，而只有梁卓如的民主党在过去的九年中，不仅未遭打压，甚至还不断发展，成为下议院第二大党，甚至于连陛下，都对其欣赏有加，几次欲赐爵给其，但都被梁卓如以“在野监督”为由婉拒了。

“而所谓新中产阶层，主要是指依靠知识学历从事脑力劳动的工薪阶层，包括公务员、银行职员、知识分子、艺术家、工商职员、教师等，这些人，才是中国的新中产阶层。”

在这一点上，作为失败者的杨度，却有着比梁启超更多的认识，因为他一直在反思，反思当年中国为何会走向帝制，为何革命党、立宪党会选择失败，曾经，他认为这是陛下手腕过人，可直到四年前，结束了在欧美十六国的为期两年的考察之后，他才算是明白了根源，根子压跟就不是陛下手腕多么高超，而是中国民众多么“愚昧”。

“经过帝国建元九年来的孕育，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一直在飞速提高。人口一直从农村流向当地的中心城镇，从城镇集结到都市，中国本城市人口从3639万上升至近9910万，人口不足5万的城市从1233个增加到3510个，5-10万的城市从64个增加到171个，10万以上的城市从31个增加到116个，20万以上城市从7个增加到42个。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天津这些大城市的人口更是达到百万之多。”

听着杨度的讲述，梁启超只是微笑不时点头赞同着，事实上，两个人早已经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多次讨论。工业化与城市化导致中产阶层登场，尤其是伴随产业资本的确立，各个大中城市急剧吸收地方上的劳动力，与此同时，以薪金生活者为中心的新中间层不断增长，逐渐将居住地扩展到郊区，中国的人口结构现在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产阶层经济比较稳定，思想比较活跃，但却无参政权。因此，寻求政治上的发言权，提高政治地位，以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和保证稳定的生活是中产阶层的共同要求！”

“的确！”

章炳麟用力的点下头，尽管他曾是陛下的亲信，但早在九年前，国家确立帝制后，他即退出保皇派，加入了民主党，在这一点上，他和蔡元培等人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人都曾入光复会、保皇党，但后来却又都加入民主党。

“贵族院为勋贵所垄断，而下议院，虽为民选，但却无组阁之权，省、市、县三级议会，又为地方士绅所垄断，因此才有‘钦命内阁说’、‘士绅机关说’，民宪之权，于中国可谓是从未存在，最近几年，民本主义于中国之所以盛行，当以中产政治诉求不无关系。”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