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前后朝廷发生的变故，注定为这个腐朽的帝国乃至后世带来深刻的影响。但这一切都起因于两年前的戊戌事变，事变的主人公之一是广东人康有为。在盛唐时期曾是被贬官员流放地的岭南，在千年后却成为开风气之先的地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总会格外注意到，自同光至清亡，载于史籍的广东人极多。康有为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康家自他往上，好几代都是读书人。康有为的家教和他的授业老师朱九江传授给他的知识，不仅预备他能应考求取功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和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康有为不懂任何的外国文字，在他被朝廷通缉前也没有出过国。但他去过上海、香港，看到洋人行政的整齐规范有秩序，受到很大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制度必有思想和文化的背景的源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书籍，他所看到的不过是江南制造局和教会所翻译的初级程度的天文、地理、格致、医药、兵法一类的书籍，但康有为极聪明，善于举一反三，因小而知大，在他的学术中别开一境界。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经甲午一战，彻底宣告失败。梁启超批评李鸿章说，“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正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梁启超的批评可谓中肯之极，直至今日，读起来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已经宣告失败，再提出做政治上的革新一定会遭到反对。甲午之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不敢提出的政治革新主张，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的变法运动。变法是在不改变执政者的前提下改变其政治制度。中国自秦汉以来，搞变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莽，另一个是王安石。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罪人，政治小丑。就算是人品高洁的王安石，在其后世的主流评价也不高。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更没有人敢变法。康有为深知，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实施变法。所以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鼓吹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支柱孔夫子是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里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延袭，各代都是因时制宜。《公羊传》里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以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以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康有为确实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孔子是中国人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说服皇帝，才能实施政治上的变革。所以康有为一再上书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而光绪因战败深受刺激，很想努力救国。所以他信任了康有为，并且在他可怜的权力范围内任用康有为及其同党林旭、谭嗣同等人，从当年的四月起搞了个百日维新。康有为没有意识到，他所依赖的皇帝其实是个傀儡。他也没有意识到，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深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自己依赖的力量，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军事上的。力量必须用利益得到保证。这是很残酷的现实，愿意用热血去寻求理想的毕竟是极少数人。政权以各种形式展现着它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军权。因为国家是一部最高形式的暴力机器，体现国家意志和维持国家形式的终极力量是军队而不是文人，再好的思想也必须用武力来保证实现。大清遭遇的失败起因当然是军队的无能，倘若甲午之战打胜了，康有为变法的主张甚至自己也不会提出来。但是他竟然意识不到这点。等到事情危急，可怜的光绪皇帝让他的同党携密诏求援，这帮人方想起向手握军权的袁世凯求救，太晚了！戊戌变法已成为了历史，康有为与他的追随者梁启超躲到了日本，不时会传出一些声音，这些声音已无多少新意，不外是还权于皇上，或者搞搞宪政改革。但康粱毕竟是撼动历史的人物。百日维新即使是失败了，已经在平静的一滩死水里投入了一块巨石。即使康粱已经逃出了国，仍然让慈禧感到惧怕。能让最高统治者感到害怕乃至痛恨的人物，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失败者。综合洋人的警告和康粱的威胁，本来拟定在春节宣布光绪退位，溥儁登基的计划被打乱了，端郡王当太上皇的愿望暂时落空了。溥儁被立为大阿哥，距皇帝宝座已是一步之遥，但毕竟没有坐上去，载漪很不高兴。他如果知道自己的儿子将永远不可能坐上那个标志着权力和财富顶峰的座位永远没有了他儿子的份，他会发疯的。好在现在还有希望。春节过后，朝廷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虽然没有见诸于正式的文字。那就是，原先被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转变了！刚过完正月十五，袁世凯接到了京师的密信。信是赵舒翘寄来的，属于私信的性质，赵舒翘在信中透露了朝廷政策的转变，对于那群神神道道的叫做义和团的农民，朝廷还有借重之处。赵舒翘并未告诉袁世凯立储的风波，但在信的最后，赵舒翘说他听说了去年冬季发生在沂州境内的战事，传言官军曾败于一伙漏网于蒙山的贼寇，还战死了一位营官。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假如真有其事，希望老弟妥善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关于李纯进剿失败的事情，袁世凯是向军机处禀报了的，当然不可能如实禀报。这么大的失败，不是损失百十人的小败仗了，人数或许可以隐瞒，军械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最近袁世凯一直在与德国驻胶澳总督联系洽谈，总算购置一批德制军械弹药，弥补了两次沂州之战的损失。自洋务运动兴起，中国就成为了列强最理想的军火市场之一，大量的成品武器弹药卖给了中国人，伴随着大量的白银外流。武器来自于若干国家，日本、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甚至丹麦，都有武器流入中国，其中德制武器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本应该严格控制集中管理的军火进口，朝廷却没有控制住。各省，包括财力匮乏的内陆省份，都在自己进口军火。山东已成为德国人的势力范围，袁世凯通过德国胶澳驻军购买武器，其实很容易。袁世凯将这封信只给一个人看了，那就是他的多年铁哥儿们徐世昌。徐世昌沉吟良久，“慰亭，姓赵不是问题，不过是花点银子罢了。蒙山贼也不足为虑，待太后垂询此事，怕是我们已经拿到那个叫龙谦的人头了。倒是废帝一事，朝廷受到洋人的胁迫，以太后的性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让谁做皇帝，不是我们外臣应当关心的事。先将这股贼寇灭了再说吧。他们竟敢打出蒙山军的旗号，这就不是一般的贼寇了。秀山无能，诚可恨也。”袁世凯的目光变的阴冷起来，李纯战败的消息是遮不住的，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太后关注此事前将事情摆平。“这次集中大军多路进击，又有聘卿（王士珍字）和华甫（冯国璋字）亲自出马，理应万无一失了。”徐世昌安慰道。“但愿。”不知为什么，袁世凯对于自己两员心腹大将亲自出征，变得疑神疑鬼起来，“那个司徒均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李秀山和曹仲三都不是无能之辈，竟然连续折在这伙王八蛋手里。真要让他们溃围而出，我的脸就没处搁了。”李纯第二次进剿失利，袁世凯就决心动用自己手里最大的力量彻底扑灭蒙山军。但王士珍到了沂州后，报告说沂州兵已残破不堪用了，必须大力补充整顿才行。而跟随王士珍去了沂州的司徒均却来信讲，贼寇虽或胜，必定损失惨重。绝不能给他们补充休整的时间，应当立即发兵，方为上策。立即出兵是不行的，曹州兵未能集结，沂州兵需要补充，更为关键的是，李纯两次大败，不仅损失了大批经过训练的老兵，而且军资损失严重，必须大力补充才行。既要隐瞒朝廷，就不能向朝廷开口，问题必须自己解决。好在目前掌握了一个省份，而这个濒海省份有德国和英国两股势力，凭着袁世凯的关系，朝他们买些武器弹药还不成问题。这样一来，一直耽搁到春节过后，对于沂州方面的补充才告完成。过年期间，袁世凯在济南召开了针对蒙山军的军事会议，决定以曹州部队为主力，一路出藤县，一路出邹县，分两路压向贼巢，而沂州兵则以费县为基地，堵死贼军东进的路线。将贼军合围在以郑家庄为中心的山区，务必全歼。这次袁世凯下了老本，集结了武卫右军的主力，动用的兵力超过了四千人。为了保证曹州方面万无一失，袁世凯派冯国璋到曹州坐镇，冯国璋是河间人，与曹锟算是老乡，又是曹锟的老上司，有他出镇曹州，那面就不用担心了。出兵计划是袁世凯亲自拟定的，他以沂州兵吸引蒙山军注意力，而以曹州兵为主力，秘密集结，直捣匪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