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到来让阿培喜出望外，他叫来了一个服务员给自己顶岗，然后把我和杂毛小道拉进厨房旁边的隔间去，然后小心地问道：“阿左，我听阿东说你犯了点事情，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摇摇头说，事儿呢是有，不过情况特殊，具体情况也不好跟你多讲，你只要知道我没问题便好。

他很高兴，说孔阳去上货了，等他回来，咱哥几个整几杯，不醉不休。

我说，得了吧，就你这酒量，几杯就倒，行不行啊？

阿培哈哈笑，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人怎么能够用过去的眼光看问题呢？咱做餐饮行业也这么久了，几杯大酒，那也是喝得的。谈话间，阿培不住地笑，爽朗而直接，跟最开始我与他相逢时那种迷茫和彷徨的状态相比，简直就是两个不同的人。

我们之所以过来找阿培，除了是来探看朋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以前曾经在伟相力做过，而且这一带人脉也熟，虽然不一定有什么进展，但是总是能够给我们不同的截面，远远比谢一凡那一面之辞，要来得准确。我问阿培有没有时间，倘若有，我们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一坐，我有些情况想跟他了解一下。

听我说了这句话，阿培一愣，下意识地问道：“你们过来，是因为伟相力跳楼的事情吧？”我的事情，在朋友圈里知道的人不多，但是阿培等人正好是少数能够了解的几个。他一听这话便能够联想到跳楼事件，说明此事已经被炒得过火，太敏感。

阿培跟店裏面的伙计交待了几句，然后带着我们在附近的一家糖水店里坐下，点了两杯烧仙草和一份双皮奶。

南方这边天气热得早，待坐定，阿培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说：“这事情闹得挺凶的，久了，便有人传言是有妖邪作怪。不过说来也奇怪，往年这种事情虽然有，但只是偶尔发生，今年却有些扎堆了，搞得我们现在说起此事，就像开奥运会点金牌数一样，没事就问：‘第几个了？’”

阿培并没有把这当作是什么严肃的事情，跟我们侃侃而谈：“一开始都没有人当一回事儿，那么大的一个集团，死几个人，都是闲谈逸事，真的没几个人计较。不过从今年三月份开始，事情就有些集中了。其他人不说，上个月七号死的那个滇南妹儿，我倒是认识的，是孔阳女朋友的一个小姐妹，人老实，踏实肯干，而且家裏面负担也比较重，也没有什么好想不开的事情，莫名其妙就去了，实在可惜……”

我回忆了一下说：“听讲是因为感情问题？”

阿培摇头说，“没有，那个妹儿虽然有好几个娃崽追，不过也没有同意哪个，不存在感情问题，你听谁说的？”他叹气，接着说：“现在小道消息太多，都不值得信，真正知情的人都不敢讲了。为什么呢？上两个星期连续四个人坠楼身亡，结果搞得伟相力行政部的人到处灭火，在员工裏面也实行了禁口令，不准跟外面的人谈论这些事情，一旦发现，就没得班加。你也晓得，他们这些员工工资本来就不高，一个月要是没有加班费撑着，还不够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大家都三缄其口了。”

关于伟相力保安人员的执行能力，这个我以前就听过阿培和孔阳的一些抱怨，多少也知道一些。因为伟相力部分工厂是做电子成品代工的业务，为了防止员工从厂房往外携带终端产品，所以十分严苛，但凡有所怀疑，都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搜查，甚至恶言相向，拳脚相加。

孔阳曾经跟我开玩笑，说伟相力是实行半军事化的模块式管理，这些鸟保安，是一群战斗力不逊于城管的队伍。这话虽是戏言，却也有几分神似。然而没有人是天生讨人厌烦的，这些保安人员的出身，跟这些被他们管制的人员一样，大部分都如我一样，来自农村或者边远地区，一样的同龄青年，之所以会变成如此，多数还都是因为制度的关系。

与我相比，阿培的打工经历比我丰富得多。他告诉我，他干过很多台资厂，制度大部分都沿袭日企，等级分明，冷漠得很，台干高高在上，如同皇军。福利方面，台企比起日企来说远远不如。这样的落差，使得这些工厂的名声并不是很好，或者说，极差。

当然，这也只是部分。在薪酬和待遇上面，伟相力要比周边的一些小厂，高上太多。

制度方面的事情，我们无从改变，此番过来，主要集中在这些跳楼事件里，是否有一些非自然的东西参与其中。从阿培这裏，我们得到了最底层产业工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一些真实而原始的想法，至于其他，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勘查才行。

我们谈了很多。十二点钟左右的时候孔阳闻讯赶了回来，非要请我们去附近最好的一家酒店吃饭。我说不用了，就在自助餐厅裏面吃点就好，何必便宜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