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念头其实是很多官员一直以来的意见了。如果单单看之前的论述，很多人大概以为，朝廷这几年过得很是狼狈。但是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了。大旱大灾大多都是北方，西北，西南。南方虽然偶尔有水灾，但是朝廷赈灾还是很得力的。韩雍对吏员法与一条鞭法的推行上选择的是，吏员法先行。这也是基于推行法度的难易程度的。吏员法上面，只要朝廷之上并没有人反对。朝廷之内达成一致之后，在百姓面前看似不可一世的胥吏们，不过是待宰的羔羊一般。想横着下刀就横着下刀，想要竖着下刀，就竖着下刀。这些胥吏并没有什么反对的能力。他们毕竟是官场最低层。所以，这更多是钱的问题。而一条鞭法却不一样。一条鞭法本身就是对赋役的一次大整理。所以需要精干的吏员参与其中。所以韩雍才编排出这样的顺序来。一条鞭法推行的顺序是在吏员法推行之后的，直到而今，也就是正统四十二年，吏员法才算是勉强在全国之内推行开来。还有很多地方推行都很勉强。拖拖拉拉的。韩雍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有强力压制下面的官员，因为一条鞭法对于比较贫穷的地方，本来就不是太合适的。这一系列变法，虽然加重了朝廷的负担，但是并非没有好处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在商业之上。一条鞭法让很多劳动力离开了乡村，而且少府这种工厂的模式，也在这几年之内，全面的铺展开来。在允许私人办厂的情况之下，这些产业，就好像是雨后春笋一般的冒了出来。同样冒出来的，也有大大小小的富豪。其中最大两家，就是广东冼家，与松江徐家。广东冼家就不用说了。冼景是驸马，而且又是太子的钱袋子，在南洋动作频频，甚至控制数支海盗，甚至有海商说，冼景是海龙王。他的产业虽然以铁业为核心，但是决计不仅仅限于铁业。有太子做后盾。待诏院这里的很多新技术都很快传到了广东，包括蒸汽机。成为大明唯二可以生产蒸汽机的地方。如果说，冼家的富豪。还在很多人的接受之中。毕竟大明官场很多人都不将冼家的财富，当成为他自己的财富，而是将冼家的财富当成了太子的财富。被商人们成为海龙王的冼家，在北京官场很多人看来，都是天子南府。但是徐家却又不一样了。松江徐家却是另外的模式了。徐家家主徐申春，就是一个学文不成的秀才出身。抓住了历史的际遇，不过数年之年，身家千万之多。谈不上富可敌国，但也是天下首屈一指的大富豪。徐申春本人，长袖善舞。一力与魏国公家族攀亲戚，或多或少有一点关系，对于官员也是滑不溜秋的。手段高明之极。虽然官场之上，很多人贪图徐家家产，但也不好下手。徐家的产业也如洗家一般，并不是单纯的一样产业。徐家早些年做过盐商，颇有家底，但是真正能让他一跃而起的，是布业。所谓松江布甲天下。而徐家的布，却是甲松江。正是在布业上的独占鳌头，却才是徐家的产业疯狂的暴涨。当然了，徐申春发展如此顺利，这有松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松江就是后世的上海，这地理位置就不用说了。特别是开海多少年了。大明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海上贸易链。其实大明海上贸易之中，海外贸易虽然份额不低，但是也不多，最多的还是各省之间的沿海运输。徐家要做的就是从山东迈入棉花。而今的山东乃是大明最大的棉花产地。然后再利用松江的人力与技术生产成布匹，沿着海岸线与长江水道分销各省。这才是徐家能够坐大的原因。甚至这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这样繁盛的棉花贸易，导致山东土地种粮食的大大减少。北方粮食产量减少，在各种赈灾之中，必须从南方调粮食了。这一个情况，下面的官员都有所反应了。想要加以限制。但是朱祁镇全部搁置了。倒不是，朱祁镇对徐家有是庇护，主要是大明官府的思想，根本停留在古代，他们做的事情，不过是传令限定棉花种植的面积而已。这种好无新意的措施，在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用的。无非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倒是江苏巡抚陈钺的提议有些新意，那就是在江苏北部开棉田。因为江淮地区要产盐，而且水患频发，江苏沿海一带，有大量荒地，这些荒地一来是大部分盐碱地，想要种粮食，需要费大力量整治不可。二来，这些荒地都是为了煮盐提供材料的。而今晒盐法大力推广。大明盐价一日低过一日，甚至分销到了海外。这些荒地都没有用处了。陈钺就提议在江北开辟这些荒地，大规模种子棉花。以解山东粮田之困。朱祁镇对这个办法，倒是很赞同。也就批准了。而且徐家不过是，江南一带商人的代表而已。并不意味着江南只有徐家了。从松江，苏州，杭州等地，几乎每一个府都有家资百万大富豪，真要算起来，江南一代衣被天下，绝对不是虚言。朱祁镇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那就是江南一带，乃是大明经济基础最好的地方。同样的事情，朱祁镇下了大功夫，从登基开始，以河北为根本好生经营，经营了这么多年的产业基础，才不过数年，就被江南一带全面的赶超了。人有钱自然会消费，更是带动各种产业，奢靡之极。这就形成了一个大明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之中，连年灾荒，地动频频。朱祁镇的焦头烂额。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朝廷用度一年紧张过一年。但是在江南这一带，有醇酒美人，江南风月。真是暖风吹的游人醉。甚至有大量士绅明面与暗中，加入了这个财富盛宴之中，以江南一带，已经有明显的倾向于商人的思想萌发了。有人借陈白沙的学问说，士农工商，不过是业而已，人真正重要的是心。其他的都是表象，纵然一个人从商道，但如果能做到重信悯弱，行夫子之道，谁又能说他们不好吗？这种商人就是儒商。还有学不成而从商，商有成而复学，一个人或许不能在商人与官员之间反复横跳，但是一个家族却能的。每一个大家族都是第一等的人才入仕，第二等的人才从商，以仕护家，以商兴家。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家族都是这样，但是已经有很明显的这种苗头了。当然了，也有不少商人真能做到这一点，仗义疏财，历次赈灾，江南都有捐输。也算是为国效力。但是大部分商人可不是这样的。商人毕竟要以利益为先，否则根本活不下去。这样的情况，大明内阁之中这些大臣岂能容忍？自然要狠狠的打击，或许天子南库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江南的商人却要好好的教训一下，让他们知道什么礼仪尊卑之道。或许有人要问了？明代末年江南就有东林党这个怪物，而今为什么同时是发达了，反而成为满朝文武的众矢之的？人人喊打，没有为他们说话了？无他，一切都变化太快了。而人的思想的变化，很多时候是滞后于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