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影片投资不小，投资方和李桉对这部影片的期望也很高，所以影片当然不会仅仅只是满足于在华语地区上映。海外上映，代理商的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影片的票房，尤其是像《卧虎藏龙》这样的外语片想要进入好莱坞的市场，如果代理商不够重视，收益也会很有限。

得知李桉与派拉蒙主席萧逸臣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之后，徐功立的心思就活络了起来。派拉蒙是好莱坞最具实力的电影公司，而且因为是华裔，萧逸臣对华语电影一向充满好感。徐功立觉得这件事让李桉先出面找萧逸臣谈一谈，制片方再正式的和派拉蒙接触，这样应该可以减少一些谈判的难度。

既然是李桉出面，他当然不可能直接和萧逸臣谈代理的问题，所以他把话题的切入点放在了电影身上。萧逸臣本身就是一位水平很高的电影人，不然也不会年年都出现在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无论他的身份是获奖者还是颁奖嘉宾，这都是奥斯卡对他个人能力的一种认可。

李桉当然不知道萧逸臣其实是知道甚至很了解他想要向其推荐的这部作品，他也不会乐观的认为萧逸臣这么一位好莱坞最有权势的电影公司主席回去主动的关注大洋彼岸刚刚上映的一部电影，所以他这次前来，为萧逸臣带来了影片DVD刻录的母版光盘。而萧逸臣也想要看看这部在海外观众评价甚高的华语电影，是否和自己的记忆有所出入。

好在屏幕中播放出来的都是一些他很熟悉的画面，影片的剧情和他的记忆相差无几，萧逸臣心裏一块大石头终于平稳落地，他很担心因为自己的出现，会让这部别具诗意的武侠片发生一些不可预知的变化。

功夫电影是外国人的说法，但是中国人更愿意使用武侠电影这样的称呼。武侠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话是不错，但真正首先为人们构筑清晰具体的武侠形象的，还是以梁羽生、金庸、古龙、李小龙、李联杰为代表的一批人们。是他们将武侠变为了一种流行文化，这才开始深入人心。

经典的武侠作品大多以主角作为叙事的视角，作者早早地确立了主角，并以他的眼光来为人们描绘武侠世界，继续江湖之旅，这样一来，人们所看到的江湖，就是郭靖、萧峰们所看到的江湖。

当然，对于配角们也有所展示，但是由于描写的重心不在于此，因此，从整体上看，他们不能吸引读者的主要注意力，反而是起到了一个陪衬的作用，这种手法的好处在于，作者的立场、倾向变得鲜明，观众的注意力被有效地聚焦，使得他们可以跟随着主角出生入死，同喜同悲，主角身上的侠义情怀也得到了很好地展现、放大，感染力、娱乐效果都很好。

武侠电影现在越来越难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武侠电影的开创者们实在太成功了，所以给后来者留下的是难以逾越的高度，武侠故事的描写方式已经基本定型，而其审美趣味也在大众心中根深蒂固，循规蹈矩只能继续生存，而求新求变又很难找到突破点。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影片《卧虎藏龙》的出现显得弥足珍贵，但是，这成功绝非侥幸，也不是因为那些优美的打斗镜头，而是因为创作者找到了描写武侠世界的全新方式，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个人风格。

《卧虎藏龙》没有明显的主角，也没有明显的情感倾向，李桉始终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来叙述这个故事，使得影片显得比较冷静，即使最后的悲剧结局，也没有过多的情感宣泄，观众可能会觉得不太容易入戏，但这样的视角却让我们避免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为透视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提供了方便，冷眼看江湖，方知个中味。

影片中的故事线索也不同于一般的武侠作品是层出不穷地善恶争斗，李慕白与碧眼狐狸的冲突确实关乎善恶侠义，但这个冲突被简化了，不再是故事的全部中心。

李慕白、俞秀连与玉蛟龙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江湖理念的碰撞：李慕白饱经世事，阅历沧桑，深知江湖非遁世之所，欲弃剑又不能，而玉蛟龙却是初生之犊，把江湖看做是一个逃避现实，快意恩仇的地方，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最后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悲剧，似乎也是在暗示：“遵守江湖规矩”，不是一种陈腐，而是一种睿智。

这些方面来看，李桉和金庸对表现武侠文化上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在金庸的很多作品中，同样有对社会百态的深刻揭示，但他是写的是长篇小说，所以有充足的时间空间在行侠仗义的文字表象下去暴露深层的矛盾问题。

而李桉的武侠视角，不在侠义，而在江湖，他的用意，是要将江湖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来描写、展示、分析，采用中立的叙事视角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而且作为一部电影，李桉必须舍去旁支末节，直奔主题，因此，侠客们的义举不再是重点，他们在江湖与世俗之间穿梭的悲喜得失，所思所想才是重点。

再次“温习”这部电影，萧逸臣明显的感觉到了李桉也并不总是盯着矛盾冲突的发展，他经常有意无意地将故事的主线与当时的世俗社会、人心习俗进行交叉穿梭，从而为寻找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卧虎藏龙》没有一般武侠片那种笑傲江湖的豪气，取而代之的是寻找江湖人文内涵的一种深沉思索与含蓄。这样的影片能够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肯定，的确是名至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