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望远镜里头的画面没有被施妖法，那儒家汉以来就奉为正统的天命纲常之说，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托。五德轮回未必正确，皇帝也不可能是受命于天。所谓天人感应，也全都成了虚妄之谈。

一时间，万马齐喑。非但儒家子弟变得茫然不知所措，道家、和尚、阴阳家、十字教徒和天方教徒，对于望远镜下忽然变得无比清晰的星空，无所适从。

后二者传入华夏大地时间短，自身相对闭塞，偏偏敛财能力极强。在挺过最初的打击之后，立刻着手进行反制。但同样因为相对闭塞的缘故，他们既然无法像儒家那些动员起大量的子弟挺身而出，又不能像他们在各自的统治地，这个时代西方和中亚那样，直接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异端邪说。所以，他们只能“委曲求全”，四处寻找高精度望远镜，试图从观测结果上，寻找出正在陆续出台的二十八宿图中致命疏忽。

望远镜的原理和制造工艺都不算太复杂，淮扬大总管府对其销售范围的限制，也未曾如对待火炮和火枪那样严格，所以无论从其他红巾诸侯手里，还是从淮扬商号的指定渠道，只要付出足够的代价，都能买到一、两具样品。而这些样品经过有心人拆卸揣摩后，不难照葫芦画瓢！

一时间，淮扬商号所贩卖的脱色玻璃，价格扶摇直上。各地懂得打磨镜子或者打磨玉器首饰的工匠，也瞬间身价倍增。在不计成本的投入下，五倍、十倍乃至十五、二十倍的民用望远镜，相继诞生。栖霞、牛首以及其他江宁周围的山峰上，几乎每逢晴朗之夜，都站满了衣着怪异的十字教和天方教高级僧侣，一丝不苟地观测星斗。

然而，让十字教和天方教都倍受打击的是，在望远镜的观测范围里，淮扬大总管府观星台得出的二十八宿图，已经无法超越。他们非但未能找到星图上的错误，反而在无意间，发现了更多的真实。

银河里新星闪耀，月宫表面凹凸不平，金木水火土，轨迹根本不是像托勒密所说，绕地而行。从连续几夜的观测结果上看，他们为环绕目标，非常有可能就是太阳！而太阳本身，也未必固定不动。它似乎也在按照某种轨道，缓缓而行。一如银河中其他星斗。

若是正在陆续被刻在石头上的二十八宿图，从华夏流传于西方，天哪……后果根本不用想。天方教必然会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十字教，则因为地心说的崩溃，直接坠入万劫不复。

这个时空，教义的冲突，就比不上各自生死存亡的重要了。在“从天而降”的灾难面前，淮扬各地原来水火不容的十字教牧羊人和天方教讲经人迅速握手言和。第一时间将警讯委托海船向各自的领地带回去，请求各自的最高头领及时想办法应对。（注1）

就在各种教派的狂信徒们乱作一团的时候，那个曾经被郑玉、周霆震等人视作寇仇的青丘子，忽然又在几家报纸上同时發表了一篇雄文，《原儒》。

文章毫不客气地指明，儒学自汉代以来，走入了一个误区。董仲舒根本不配被称作圣人，而是儒门中的小人。他虽然有促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功，奠定了儒家一千四百余年来的正统地位。但是，他对儒学真义的掌握却是个半桶水。六经只通其一，并且将阴阳术引入儒家，遗祸千年。

自汉以来的儒术，实际上是托以天道，释以阴阳，而归名于仁义。完全曲解了孔圣的意思。而真正的儒术，重的不是表面规矩，而是内在的大道。所谓道，则如韩子退之在原道中所云，是仁义道德。“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也。”

大道的传承，也如韩子退之所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所以自孟圣之后，大道断绝。荀子名为儒家之圣人，实为帝王术之宗祖。秦之后，因为焚书坑儒之祸，再度兴起的儒学已经远离其真义。《礼记》早已被证伪多年，礼根本就不是圣人求大道的目标，充其量是手段之一。五德轮回，天人感应，天命纲常，更是与大道格格不入！

故而自朱子以来，真儒推崇韩愈，而不推崇董仲舒。讲求“存天理，而灭人欲”。这个天理，便是对大道的重新感悟。只是朱子终究差了一步，看见了大道的存在，却未能正本归源……

如果换做一个月之前，天下儒生少不得又要群起而攻之。但是现在，即便是最为顽固如王逢者，都不得不承认，青丘子的话，也许的确有那么一点儿道理。毕竟从他的这番解释中可以得出，儒家的宗师孔圣和孟圣，并没有犯错。犯错的只是后来的不肖子弟，是他们为了功名利禄，曲解和矮化的圣人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