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下省，政事堂，国务会议正在进行，今日代替父亲出席会议的太子宇文维城，坐在上首御座旁，看着眼前正在激烈辩论的平章、参政和大学士们，不由觉得有些头痛。谏议院目前只选出第一期共三十四名参知政事（参政），在其基础上选出四名平章知事（平章），而中书省设翰林、枢密二院，各有七名大学士。十四名大学士，三十四名平章、参政，加上十名三高官官，共计五十八人，只是把新政事堂的会议厅位置坐了一半，但辩论的激烈程度，让宇文维城觉得空气都变得灼热起来。今日父亲微服出宫，让他继续来政事堂代行职权，经过这几日的观察，宇文维城是切实体会到，父亲口中的“利益集团”们，维护利益的决心有多坚决。现在讨论的议题，是几位参政联名提交的，内容是加大海洋渔业捕捞，然后将腌制鱼大规模输入内地，以其部分替代鸡鸭等家禽，作为百姓的肉食来源。为此，朝廷应该降低腌制鱼在流通过程中收的商税，也就是通过减税，增加腌制鱼这种商品的销量。该议题，当然是代表沿海地区渔船主利益的参政提出来的，现在引发激烈辩论。支持者认为，海洋捕捞，不同内陆养殖，不需要消耗大量饲料，只管捞就是，而海鱼要比河鱼大，数量更多，每年渔季捞上来的海鱼，数量足以供应内陆。与此同时，海鱼腌制要用到许多盐，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食用腌制鱼，可以省盐。如果朝廷能够针对腌制鱼减税，那么腌制鱼能够以较低成本运入内地（运输便利地区），让更多的百姓吃得起腌制鱼。反方认为，腌制鱼消耗大量食盐，导致海盐输入内陆的份额变少，所以海洋捕捞业的规模要限制。其次，出海捕鱼风险很大，渔船主残酷奴役船工，许多船工因为劳累过度极易出事，所以伤亡率很高，在沿海地区海港，船只满员出海、回来时总是要少几个人。这些回不来的人，有多少个是意外坠海？有多少是活活累死，却被扔入大海？有多少个是被船老大打死、虐待致死然后抛尸大海，回来谎称失足坠海？三天两头就有苦主家属在官府门前击鼓鸣冤，官府却给不出个公道，不是地方官无能，是因为渔船出海捕鱼本来就很难监管，出事了，没有人证物证，官府也给不出苦主家属想要的公道。现在的渔业状况就是船工命如草芥，还要加大捕捞量，岂不是让更多的无辜百姓命丧大海？对于诘难，支持者给出解决方法：不需要官府派人随船，只需要强制渔船主为每一名船工购买“意外险”即可。买保险的钱，由船主出，出海的船工，只要没能跟着船只回来，那就意味此人出了意外，保险商社按照契约赔付规定数额的赔偿金。与此同时，船主也要按照保险商社的赔付金额，向苦主家属赔钱。如此一来，且不论该船工出意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遗属有了赔偿金，至少不会三天两头到官府闹事。如果坠海的船工被其他船只救起，或者因为各种奇遇平安归来，家属拿的赔偿金必须归还保险商社。各港口渔业行会已经表态，愿意接受官府监督，并进行行业自律，由行会主导，实行强制船行或船主购买“意外险”制度，不给船工购买意外险的船只，一经发现，施以重罚。与此同时，为了防止“骗保”或者“杀人骗保”，保险行会会作为监督者，会和渔业行会合作，拟定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当然，这种强制购买意外险、出意外就赔偿的制度，必然导致捕鱼成本增加，但是，只要朝廷减税，让腌制鱼以更低成本在内地大量销售，由此增加的利润，足以让捕鱼业增加的成本忽略不计。至于腌制海鱼会大量消耗食盐的问题，支持者认为渔船腌鱼用的盐是买的，不会损害盐场的利益。其次，因为晒盐法的全面普及，沿海地区各盐场海盐产量逐年快速增长，产量供应内陆地区绰绰有余，不存在腌制鱼和百姓抢盐的事实。反方又提出新的质疑，认为朝廷降低腌制鱼销往内地的商税，这造成朝廷税收降低，换来的销售利润增加，却都进了商贾的腰包，如此损害朝廷税收的政策，怎么能实行？对于这个质疑，支持者一方的参知政事，给出了一组组数字。这些数字，是以这几年来海洋捕捞业的发展为事实基础统计出来的各类数据，经过一个个复杂的算式，根据数理统计的“预测”原理，得出了“沿途税收下降促进腌制鱼销售后，反倒给朝廷税收带来增加”这一让人诧异的结论。算式一，用最近五年的各种渔业捕捞数字，“预测”未来三年渔业捕捞的产量。算式二，用最近五年朝廷对腌制鱼的收税情况、各关隘统计的腌制鱼流通数量（桶），“预测”出随着腌制鱼的流通数量（桶）的增加，在不同税率下累计收税额的数字。算式三，利润分析，根据近五年煤价走势，以及沿途商税下降后对腌制鱼长途运输和销售成本造成的“利好”程度，“预测”出税率下调到一定程度后，长途贩售腌制鱼的利润增加程度。结论是利润明显增加，那么既然有利可图，渔船主们就有更大的需求增加捕鱼量，而在此基数上，根据数理统计的各类算式，“预测”出一个结果：一旦朝廷适当下调税率、刺激腌制鱼的销售，从腌制鱼销售上收取的总商税反倒会增加。这就是薄利多销的道理，无论是做买卖还是收税，道理谁都懂，此次这项议题的支持者，却依靠切实的数据和数理统计知识，用数据来阐述这个道理。用数理统计的方式，靠复杂的数学算式，糅合大量数据并进行“预测”，这样的辩论方式已经超过了寻常官僚的应对能力。幸亏有精通数学的翰林院大学士在场，又有国子监博士作为“顾问组”在场等候质询，经过一番论证之后，大学士和“顾问组”成员获得共识，向三高官官、拥有投票权的平章们确定，推算结果并没有什么破绽。事实胜于雄辩，这项议题在投票中获得通过。与会人员稍事休息，下一个议题开始。宇文维城坐在位置上，心思却早已飞到九天云外，这几日他列席政事堂会议，按照“投票多数通过即通过”的原则，没有干预决策，熟悉了新制度下政事堂会议的决策流程。还目睹了谏议院、翰林院、枢密院出现后，对政事堂会议造成的影响。等到四年后谏议院满员，届时参与政事堂会议的人员，不算跑腿的小吏，应该有一百二十四人。这一百二十四人开大会“吵架”，正、反两方渐渐泾渭分明，迟早会演变为党争。党同伐异，对人不对事，相互扯皮，内耗也来越严重....利益集团、官僚、勋贵吵成一锅粥，皇帝正好居中裁决，这倒不失为一个保证皇帝超然地位的办法，但是...既然各方利益集团的代表们，可以通过政事堂会议博弈决定国策，那么他们可以私下里进行利益交换，从而相互妥协，实现事实上的操纵国事。那么，皇帝一旦软弱无力，岂不就被变相架空了？满朝文武拉帮结派，结成朋党，党同伐异，相互攻讦，朝野内外乱成一锅粥，皇帝该怎么办？换做我为天子，大概能控制局面，可儿孙呢？这就是宇文维城此刻心中冒出来的念头，让他不寒而栗，他实在想不明白，父亲不应该看不到这样的发展前景，为何还要如此安排。莫不是认为，只要各利益集团相互制衡，就可以高枕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