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对吃不下的饭的流民，不是对海盗、倭寇。此次贼寇深入内地，杀害官兵、平民数万，导致朱大人和俞老将军被弹劾，俞老将军更甚至有性命之忧。如果俞老将军有了什么万一，反倒让末将和贼寇成为同僚，那末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

“黄帅说的好！”朱一冯情不自禁地赞同了一声。郑一官这次攻破诸多州县，闹得朱一冯的官位也要没了，如果朱一冯丢官的同时还看到郑一官成为朝廷命官，那他觉得自己也是要被活活气死的。

不过气归气，朱一冯脑筋转了一下就又气馁了：“奈何没有粮草、船只、水手，也没有水师大将，这又从何剿起呢？”

黄石轻轻把官帽摘了下来，捧着它对朱一冯严肃地说道：“朱大人，末将愿用这乌纱为俞老将军作保，上奏疏恳求朝廷剿办海寇，不知朱大人愿意不愿意领衔上奏。”

这番话听得朱一冯又惊又喜。按说这个事件本轮不到黄石倒霉，如果黄石不吭声的话，多半郑一官也会成为他名义上的部属。以黄石现在的名义保一个俞咨皋自然没有大问题，而只要朝廷通过剿议，那他朱一冯的官位多半也就保住了。

当然，这个保住也只是暂时的，如果最后剿匪失败惩罚会变得更重。朱一冯知道自己现在激流勇退只是丢官，而如果再次剿匪惨败，估计就会有杀人之祸。他惊喜过后又是一番迟疑：“黄帅，不知剿办可有成算啊？”

“末将愿以两年为限，保俞老将军必能剿匪成功。”

朱一冯盘算了一下，两年这个时限不算太长，朝廷大概也可以接受，如果到时候局势不恶化得太厉害，自己活动活动说不定也可以调往他处。就算恶化得太厉害，说不定也不会摊上死罪，总比现在现在束手丢官强。想到此节朱一冯就对黄石的方案表示赞同：“既然黄帅有如此把握，本官就也用这项上人头为俞老将军作保。”

两个人连忙写好了急奏，然后两人就开始讨论军队问题。朱一冯当即提出：“福宁镇本有八个营的编制，以本官看来未必够，本官想可以再次上书，把福宁镇官兵扩编到十个营，营制就由黄帅全权负责。”

黄石的一营报的是五千战兵，朱一冯咬牙切齿地说道：“海寇大约有四、五万之数，如果福宁镇的官军有十营五万战兵，以黄帅的武勇，定能把贼寇赶出闽省。”

不过福宁镇说什么也养不起五万兵。朱一冯虽然嘴上不提，但他对平蛮大借款也略有耳闻，所以他估计黄石本打算解散现有的三营兵力以节省花销。要想支持黄石和俞咨皋打下去，那朱一冯肯定也要想办法拿出些钱来。

朱一冯问起开销问题，黄石就老老实实地报告道：“福宁镇每兵每月饷银是一两五钱，算上盔甲、粮草、器械、造船、铸炮、一个月平均下来怎么也要二两银子。”

朱一冯作为福建巡抚，福宁镇的基本数字他心裏也有数：“嗯，黄帅说的不错，那五万兵一个月就是十万两银子，一年就要一百二十万两白银，募兵还要给五两银子的安家费，这就又是二十五万两，嗯，我们要尽快拿出来五十万两银子，一年之内总共需要一百五十万两银子。”

黄石提出可以利用军票节约一部分，如果全部用银币结算的话，一年只要大约一百万两白银就够了，而且福宁镇自己还可以解决一部分。两个人算了又算，最后主要的粮饷还是福建省拿大头，第一年至少要七十万两白银，第二年也不可能少于这个数字。

“这可如何是好啊，朝廷已经下令停收海税了。”如果不停收海税的话，福建大概还可以从漳州、泉州得到每月十万两白银的收入，这笔钱原本就有很大一笔是拨给福宁镇用来维持水师的，只是现在已经指望不上。不等黄石回答，朱一冯就自顾自地低头盘算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抬头说道：“唯今之计，只有加靖海赋了。”

根据朱一冯的计算，他可以给商人、市民加一些额外特别税，全省一年怎么也能敲诈出二十万两来，而剩下的五十万两朱一冯打算通过靖海赋和火耗的名义转嫁到农民头上，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打算多收一点：“采用一条鞭例，每亩加收……”

黄石对这个计划没有任何的好感，因为他认为农民可能根本就缴不出，而且一收几十万两白银的加赋，地方官员要是不从中盘剥一番才怪呢。实际上朱一冯也认为老百姓一年辛苦的结余可能还比不上这笔税，福建的粮食亩产量一直不高，沿海农民都要一边种地、一边出海打鱼来维持生计。

现在为了对抗海贼，福宁军和福建布政司很可能还要对闽海实行戒严和禁海，这更会让农民和渔民受到损失。而且如果对市民和商人加征赋税的话，也会引起商业受损，加上海贼和朝廷的戒严、海禁，商人估计更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不过朱一冯认为老百姓的钱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肯挤就总能抠出来：“小民一般也都有些积蓄，实在不行也有家产可以典当，只要黄帅能在两年内平定海寇，本官想这点钱他们还是拿得出来的。”

黄石却听得暗自摇头。

现在郑一官为了收集情报，故意做出慷慨大方的姿态，遇见书生会给些赶考的银子，遇见穷人还会施舍一些铜板，还花重金收买了不少细作，以致出现了百姓“德贼，以附贼为志”的行为。

但这种人毕竟是少数，郑军在闽海沿岸的抢劫让福建大批百姓吃不上饭，而且他还焚烧了漳州、厦门等地的大批商船，所以福建的士农工商，大多还是热切盼望官兵剿灭匪帮，还给他们太平生活的。

如果执行朱一冯的策略，那么朝廷势必大失人心，福建的父老说不定会憎恨官兵超过海贼，接受郑一官招安的呼声也就会愈发响亮。

“朱大人，末将敢问，朝廷和福建布政司可不可同意福宁镇在闽海收靖海钱？比如根据货物或船只的大小收一定量的银子，用这笔钱来组建水师。”黄石说的就是郑一官在他原本历史上得到的权利，那时郑一官是福宁镇的海防游击，沿台湾海峡设卡收税可以一年可以得到至少上百万两银子的收入。

“不就是把海税改头换面嘛，嗯，虽说朝廷有禁海令，不过本官想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只要……”

朱一冯做了送钱的动作，黄石点了点头：“这笔银子末将当然不会独吞，就请朱大人给末将许可吧，末将打算靠这个组建水师。”

“嗯？一纸许可好办，不过这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而且现在闽海外无处不盗，我们没有水师收不到靖海税……”朱一冯说着、说着就停下来了，他感觉自己的思路有一点乱。

“朱大人可是想说，我们要先有水师才能收税，而要先收税才能有水师，因此以眼下的情况来看，我们既不会有水师也不会有税。可是如此？”

朱一冯愣愣地看了黄石一会儿：“黄帅说得不错，正是如此。”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有水师，剿灭了海寇，就一定能有税了？”黄石微笑着问道，不等朱一冯回答他就抢着说：“那就请朱大人立刻给末将许可，并通告全闽，让每个商人都知道福宁镇的水师有权收这笔款子。”

“但……但我们水师的钱还没有呢？”

“借！以靖海税为抵押。”

……

二月二十一日，京师，

东林党首辅李标和次辅钱龙锡拿到黄石和朱一冯的加急奏章后，看得不禁笑了起来，跟着就拟票建议天子接受黄石的保举，听他以两年为期，对闽海贼寇采用剿策。

不料崇祯并没有立刻批准这个票拟，而是把钱龙锡招去问话：“阁老，黄帅似乎不以水战闻名啊，这是不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圣上，黄帅实乃我大明第一猛将，以前黄帅常驻长生岛，以臣之见，那水战自然也是相当了得的，就是没有机会展示罢了。再说黄帅武勋卓着，有大功于国家，既然黄帅如此情辞恳切，一定要保俞咨皋戴罪立功，臣以为也不好驳了这奏疏。”

身披龙袍的男孩琢磨了一番，觉得钱龙锡说的不假，他点点头道：“俞咨皋本来该当何罪？”

“回圣上，臣以为俞咨皋罪该论死。不过他多年戍边，为国家收复澎湖，就算治出死罪，臣以为也该罪减一等，剥夺世职也就差不多了。”

“好，既然罪不当死，那就听黄帅保他戴罪立功吧。”

“圣上明见万里。”

钱龙锡回去就下令速发圣旨给福建，改抚策为剿策。同时扣住了罢免朱一冯、提拔熊文灿为福建巡抚前去招安郑一官的圣旨。晚上下班后钱龙锡就亲自去拜访了孙承宗，既然是阁臣到访，孙承宗自然也不敢怠慢，两个人分了主客坐定后，没几句话就同辈论交。

又过了许久，孙承宗终于问起了钱龙锡的来意，后者就把今天黄石和朱一冯的奏章讲给孙承宗听，连同内阁的决定也都告诉了孙承宗。

孙承宗有些迷惑地问道：“机山兄，这是何意啊？我从未听说黄石以水战见长，何况以福宁镇一镇兵力，如何能迅速扫平倭寇？”

“本来就是要挫挫他的锋芒！”钱龙锡冷笑了一声，端起茶喝了起来。当年阉党内阁把黄石调去平奢安之乱，除了要分毛文龙的实力外，也有觉得黄石风头太劲的意思，所以打算想让他在西南消磨一下锐气。

不料延续数载的奢安之乱，黄石到后先是神行军三千里赴援，然后就把奢安之乱一举荡平。虽然黄石把所有的功劳都推给了张鹤鸣，但明眼人还是能轻易看出这到底是谁的功劳。不但朝中的大臣这样想，就是京师的说书先生也都把这份功劳算在了黄石的头上，在他们嘴裏，平定西南首功的张鹤鸣反倒成了一个配角。

崇祯收到奢安之乱平息后的奏疏后，当即就向内阁垂询是不是可以给黄石赐爵，这可把文臣们吓得不轻。黄石不过三十岁，现在就隐隐有锋芒盖过文臣的趋势，那再加以时日还能得了？所以他们拼死拼活地劝皇帝放弃这个主意，一边说先帝方去不宜重赏，一边又是新帝登基当慎用朝廷名器，总算是打消了崇祯小孩的这个念头。

钱龙锡慢悠悠地饮了一口茶，然后又把身子往孙承宗的方向微微探了一下：“圣上已经宣张翁和袁崇焕入京，估计就是要问平辽策的问题。以我之见，这张翁恐怕会保举黄石提督辽东吧？”

孙承宗知道钱龙锡对张鹤鸣的态度不太友好。因为当年钱龙锡也曾官至兵部右侍郎，不过被魏忠贤罢官了，但张鹤鸣老头却一直是政坛的不倒翁，混得最差的时候也捞到了一个南京工部尚书的头衔。张鹤明的文章从头到尾做得滴水不漏，魏忠贤就是想整他也没有什么好借口，最后干脆打发他去西南，指望老头子患上水土不服就自己蹬腿。

不料这个七十六的老头子不但越活越精神，还藉着黄石的大捷更上一层楼。本来像钱龙锡这种在天启朝被罢官的东林党对这个老头子就是羡慕、嫉妒加上恨，现在更是眼红不已。不过就算他们以前对张老头有所不满，现在也断然不敢发泄出来，毕竟张老头的功勋和资历摆在那里。

和钱龙锡不同，孙承宗和张鹤鸣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除了他的老师叶向高的关系外，孙承宗在天启朝也没有怎么倒霉，而且混得还蛮不错的。因为这个原因东林党中的李标、钱龙锡之流对孙承宗也不怎么看得上，总觉得他不是共患难的自己人，崇祯朝以来东林党内阁对孙承宗也很是排斥，所以孙承宗倒是和张鹤鸣有些同病相怜。

“恐怕是吧。”

钱龙锡斟酌着说道：“有人在背后非议张翁，说他是由魏逆处得官。”

“无稽之谈！”

“还有人说黄石也和魏逆勾勾搭搭的。”

“这更是捕风捉影了，黄石一身正气，我保他绝无此事。”

“那魏逆为什么要送他们二人这么一个大功劳？”

孙承宗顿时不吭声了。这么多年下来，官场上的事情他早就看透了，孙承宗记得以前东林党就是拿着三案对骂，指责别人是逆党。现在把其他的党派都打倒了，东林党拔剑四顾心茫然，就开始互相指责对方是阉党余孽，东林各派系都举着逆党的帽子彼此乱扣。

“恺阳兄，我是支持张翁的。你看，我甚至还把召袁崇焕入京的圣旨压了一下，并没有用急件，而且圣旨上也含糊其辞，沿途安排是革员待遇。等袁崇焕接旨后再启程入京，怎么也要到七月了，到时候张翁估计也处理好了西南善后问题，说不定还能赶在袁崇焕之前到达呢？”

“袁崇焕也不是没有打过仗的人，宁远、觉华大捷，都是他的运筹之功，那次斩首两千余具，可是百年来对北虏的第一捷啊。”

“恺阳兄啊，我记得那次也有黄石在吧？”

“是的，不过袁崇焕和黄石的关系好像很糟。”

“正是如此！”钱龙锡轻轻用力一拍桌面，然后正色对孙承宗说道：“内阁已有成议，辽事不可用黄石。如果张翁不向圣上举荐此人，我们就支持张翁督师辽东，否则，我们宁可要袁蛮子。张翁一定能听得进恺阳兄的话，此事就有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