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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大清所谓的政改，再来看看他的经改。

作为主管大清铁路、电报等产业的邮传大臣，盛宣怀给载泽出的主意是：收回地方修筑铁路干线的权力，把铁路公司的性质，从商办变为国有。并垄断铁路、电报、航运等暴利行业。

然，操控这些“官企”的都是皇亲贵族。对外普遍只公布营业额，很少公布利润。随着营业额的逐年增长，利润却逐年下降甚至亏空，还要反过来伸手向朝廷要钱以填补亏空。即使有一两家利润丰厚的，也不会把利润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几乎都投向了当铺和房地产等来钱快的产业，进行投机赚钱。说白了，这些所谓的“官企”，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私企”。因此，大清洋务运动多年，“官企”中仍然没有一家能拿得出手的像样企业。

可朝廷也没有这么多银子来填补亏空，不得不引进外资，向外资银行借款修筑铁路。外资银行自然也不会来个“无抵押贷款”，他们需要朝廷以铁路的经营权甚至铁路沿线的采矿权作为抵押，这自然又引发了爱国人士的强烈不满。

没办法，朝廷只好把由“官企”垄断的部分行业的经营权，由朝廷下放到地方官府，由地方官府向民间资本集资，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官督商办。

“官”之外总算有了一个“商”，看上去是进步了。但实际上，还是没有“商”的，对于资源和市场，朝廷从来没有真正地开放过，而是在商言政，没有官老爷点头，商民必不敢办，它的本质是在官府垄断资源的情况下，以这个资源为诱饵，诱骗民间资本进行投入。最终在这些企业里“选举”出来的总理、总办以及任命的各级办事员等等，既不是代表民间股东的利益，也不是代表“国家”的利益，仍然是朝廷或地方上的各路神仙通过各种途径安插进来的利益代言人。这些人自然也是标准的官僚，每天领着数目可观的薪水混日子，从来不会真正关心本职工作，继续当好权贵们的提款机和洗钱工具。

所以从本质上看，大清的经改就是官本位的缩影，或者说也是大清官场的一个缩影。一切都“往上看”，恨不得把眼睛睁着跟铜铃一样大，而最终的结果就是有什么样的官，就有什么样的民。只要官场一腐败，便是全民腐败。更何况，经过洋务运动多年的洗礼，大清的子民们视野也开阔了，逐渐看清了大清整个官僚系统的流氓本色。朝廷里假公济私，难道地方上不是假公济私？像上海道台徐宝山、巡防衙门的葛长生之流，还不都是一个鸟样？

几千年来，从商鞅到王安石、张居正，君主专制王朝的政改和经改总是无法走出“不改就死，一改就乱”这个内生的死局。载沣想到的破局方法就是给政改披上“立宪”的外衣，组建“皇族内阁”；在经改上，换成他的皇族亲信来办“官企”。

是的，载沣有自信政改不一定会死，要死，那也要死在爱新觉罗家族人的手里。

然而一切注定都回不去了。

已陷入风雨飘摇中的大清，不久之后又深陷另一场生死攸关的金融危机之中。

该危机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政府通过的《购银法案》。该法案旨在抬高国际白银价格，美国由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白银买主。

此时的中国随着白银大量流出，出现了严重的金融恐慌。银行、钱庄及工商企业陆续大规模倒闭，进而演化为各行业经济的普遍萧条。其中尤以农村所受冲击为最大，可谓全面破败，

清朝高层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很快就意识到了经济全面凋敝的真实根源。载沣命驻美公使韩慈敏，照会美国政府，希望不取可使中国白银再有流出之行动，并与中国合作，来阻止银价高涨。时任美国总统婉拒了中方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