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网查证，子东确实没有顺口编个怪异血型来打发我，但他说的那种情况极其罕见，在亚洲差不多十万人中才有一例，当然小概率事件是存在的，只是我没有被说服。他是我弟弟，我太了解他了，他的第一反应来得十分奇怪，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仍有问题。

我再度打电话给子东，叫他下班后来我家。

他过来时，带着一脸不安的表情：“姐，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我血型不对的？”

“这有什么对不对的。我……只是疑惑过，那时我刚念大学，学了孟德尔定律，心血来潮把家里人的血型都取样做了化验。”

我记得他初上医学院，时常拿家里人做各种测试，当然也不止一次不顾我的抗议捉住我手指取血样。“然后呢？”

“没有然后啊，我都说了，这种现象是有科学解释的，只是比较罕见而已。”

“子东，请你认真回答我，你有检测确定过爸爸真是你说的这种顺式AB型吗？”

子东没有回答。

“你这样有科学精神的人，学的又是医学，碰到罕见血型，怎么可能不做进一步检测，就把疑问搁到一边？”

他仍不作声。

“要不我们去做DNA检测吧，我愿意相信科学，这样我才能放心。”

他的嘴巴顿时闭得更紧，久久不愿说话。我心底发凉：“这么说我猜得没错，从血型看，起码我绝对不可能是父亲亲生的，对吧？”

“姐——”

“别骗我，子东，别骗我……”我一下失控，眼泪流了出来，哀声说，“你肯定知道些什么，请如实告诉我。”

子东抓住我的手：“姐。这件事当时我很困惑，试探着问过妈妈，她沉下脸，头一次对我大发脾气。”

我愕然，妈妈对我们要求严格，但印象之中，我从来没见过她动怒，她似乎总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她打了我一耳光，厉声对我说：你只要记住你姐姐是我女儿就够了，以后再也不要提这件事。”子东焦急得有些语无伦次了，“你知道她以前从来没打过我，可我一点也不记恨她，我觉得她说的是对的，你是我姐姐，我一生下来就知道这一点，血型能改变什么？”

事实上，一切都被改变了。

我拒绝子东留下来陪我，只说想独自静一下。他走以后，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根本无法平静下来。

不知道转了多少圈，我突然心底一动，冲进储藏室，将两只纸箱里所有的东西都倒出来，疯了一般翻找着，终于找到了他们的结婚证，上面贴的照片有着那个时代的特征：爸爸穿着军装外套，妈妈穿蓝色上衣，花衬衫衣领朴素而小心地翻出来，两人面孔同样年轻，表情同样拘谨，尽管肩挨着肩，仍像是一对路人被突然硬拉到一起。证件签发时间是1977年3月，而我出生时间是当年的8月。

我父亲是农家子弟，就算从部队退伍之后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多年，身上仍保留着极其节俭务实的习惯。妈妈一向也并不浪漫，他们从来不是那种恩爱得会庆祝结婚纪念日的夫妻，每年家里不过是四个家庭成员过生日时聚在一起吃相对丰盛的一顿饭而已。我看着那个日期，努力想说服自己：不要乱想，奉子成婚在那个时候也许不够得体，会引发许多非议，但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无法让自己信服。

我颓然地坐在地板上，地上堆满陈年旧物。厚厚的相册，按年份排列着我和弟弟的满月照、百日照、周岁照，出游、读书、毕业，还有我们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合照，我们画的蜡笔画、混合着拼音的稚气作文、成绩册……我的成长全记录在照片里，而我的记忆也是完整的，我甚至清楚地记得我不到两岁时，搭了一个小凳子，立在桌边看外婆和面包饺子，细细的面粉在我眼前飞舞，让我莫名快乐；三岁时在胡同里奔跑摔倒磕破额角，一个疤留了很长时间；我记得弟弟出生后，爸爸抱给我看，我拿手指轻轻触他的脸；我经历过外公外婆在两年内相继离世的痛苦，到奶奶去世时，因为没有共同生活的经历，我并不怎么悲哀；我家有往来不断的亲戚，从来没一个人给过我丝毫暗示，我不属于这个家……

不对。

我猛然记起姑姑负气出门前丢下的那句话：到底不是这家的人。

她讲得再清楚不过，我竟然只当她是没逻辑的胡言乱语。因为我根本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怀疑。

我的生活看似环环相连，没有任何缺失，可是我称之为爸爸的那个人却不可能是我的父亲，或者更糟糕，他们两个都和我没有血缘关系，我根本是被领养的。

不，还是不对。

外公外婆都说过我的眼睛长得极像我妈妈，而且小姨曾经不止一次绘声绘色地跟我描述我出生时难产的情景：“我陪着你外公外婆从北京过来，真是不习惯汉江的夏天，到处都是热烘烘的。你妈妈阵痛发作七个多小时了，你还赖在她肚子里不肯出来，你妈疼得声嘶力竭地央求医生，‘快给我剖了，快给我剖了’。我当时还是十五岁少女啊，一派天真，以为生孩子必然是一件庄严神圣的事情，在外面听到吓得半死，心想，他妈的，什么样的男人也不能让我以后受这种罪。”

当然，她后来食言了，结婚两年后，生了一个儿子。但她没理由编这样一个故事骗我。

我拿起手机，打通小姨的电话，姨夫告诉我，她去新加坡出差开会，要再过一周才能回来。

我根本无法想象当面去问父亲这个问题，只能试着平静下来，自己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