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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把他对“如何加快新军形成战斗力的速度，以快于敌人预期的时间投入一线战场”的考量，乃至黄权的几个主要疑问，都大致阐释了一下。

除了前述的新兵异地作战的水土不服、容易发生瘟疫如何防治外。还包括一些配套操作：

后续如果调兵速度加快了，如何对外做掩饰、放烟雾弹、打时间差。乃至诱骗北线的袁绍觉得‘南线李素打孙权时用到的新增援生力军，就是从北线河内战场抽调过去的’，各种诱使袁绍轻敌、觉得这次真是机不可失”。

当然最后这部分说得比较笼统，反正届时让诸葛亮领会其思想、在前方随机应变就好。给诸葛亮的建议不用太细，李素毕竟隔了一千五百里、几个月时间，也无法料敌千里数月之外，要“弟子能而师不御之者胜”嘛。

黄权提到的全部这些疑问点，但凡李素之前没想到写进给刘备的秘奏里的，他也再作为解释附件补充一下，免得到时候刘备也有此问时只能靠黄权口述解释——当然，因为比较琐碎，李素就不亲自写了，他很忙，让徐庶张松随便谁整理成类似“会议纪要”即可。

这种奏折的行文模式，还挺创新的，自从华夏有皇帝制度以来，还没大臣给皇帝的奏折是这样写的。

有点类似于历史上杨修给曹植的“答教十条”小抄，背熟了之后，曹操给曹丕曹植考核、问到哪个就把对应的答案拿出来。

同理，刘备看的时候，也不用都看，先提纲挈领看正文，如果刘备领悟能力好，没有疑问，后面就不用看下去了，也节约刘备的时间。刘备觉得想不通的，或者发现有风险的，黄权再指点他对应查找、看看李素有没有想到。

后来朝廷遇到这种异地办公讨论的，也都模仿着来，臣给君的建议奏折后面，有必要的都可以附会议纪要以备查看、便于了解决策思路的形成过程。

反正李素有超前一千八百年的办公协作经验，这点其实都不算什么值钱货，但只要是他脑子里拿出来的东西，哪怕仅仅是一点做事方法、工作学习习惯，都能让古人受益匪浅，觉得什么都有学习价值。

……

把扩军调兵部分全部谈妥之后，李素又跟黄权展开聊了不少他对如何把握变法节奏的设想，也是让黄权觉得非常有道理。

商讨盘桓数日后，黄权就告辞带着使命奔赴长安，千里迢迢赶得挺辛苦，在七天后的四月初十回到长安。

而且，他在回到长安之前的三天、路过宛城的时候，还按刘备出发前的关照，先面见了一下高顺，然后把李素关于如何调整练兵扩军安排的意见，转达给了高顺，好让他立刻先开始执行，少耽误点时间。

高顺乍一听还有些诧异，他性情严谨，怕黄权乱传使命。但黄权给他看了一封手谕，是刘备心细提前给的，意思就是“李司空有任何关于此次讨论练兵事宜的建议，黄权回程时可直接安排相关将领照做，不必请示旨意”。

刘备也知道远程办公往来一趟半个月浪费时间，而李素的建议肯定都是好的，要充分放权，这也算是特事特办。

高顺看了这个提前堵漏的圣谕，也是不禁感慨，内心对于皇帝对司空的信任程度的印象，又加深了一层。

回到长安后，黄权再把跟李素的讨论全部转述解释一遍，这次刘备倒是没有再对李素的军事意见部分有任何疑问，基本上直接看了李素的“讨论过程会议纪要”，就全盘接受、正式批准实施、备案留中。

由此，刘备还忍不住感叹了一句：还是伯雅会做事，知道远程时隔半月君臣议事，就该把臣一方的“会议纪要、决策过程”都晒出来，便于皇帝查看，也省得让传递消息的使臣口头解释太多，不怕传错话。

上次诸葛亮的建议，就有点不够周全，至少决策过程没有都形成到秘奏上，一部分还要依赖黄权的口头释疑。

于是刘备随口一说，让黄权下次记得关照诸葛亮：河东河内那边，再有任何需要朝廷全局配合的议题，在秘奏的时候，记得学学你李师写会议纪要。

然后，从这年夏天开始，诸葛亮也成了会议纪要的第一个“受害者”，开始学习模仿老师的办公文体，把决策讨论过程都附在附录上。

（注：稍微澄清下。在正式朝议上，每个大臣在君前说了些什么，也都会被秘书郎记下来，但仅限于朝议。至于臣子的奏折，是不用写讨论决策过程的，皇帝也不看）

且不说这些长远影响，单说刘备全盘接受了李素对扩军练兵部分的意见后，继续往下看工商税改革，然后很快也不得不承认，李素的谋划比他一开始拍脑门的想法要持重得多，也更循序渐进。

李素建议刘备：今年绝对不能立刻开征新式工商税，不能试图形成常法，那样反抗太激烈了。第一年应该放出风声后，承诺“即使要进行这个改革，也得从后年开始收，今明两年肯定照旧，给民间适应期，同时利用这段时间讨论新商税的具体实施方案。”

同时，放出这个风声后，朝廷可以先做出承诺，今年仍然以富商和勋贵产业的主动带头认捐为主。但所有的认捐，到后面都能抵扣翻倍的免税额度。

比如今年捐了一亿钱，后年这家巨富勋贵的年税前利润是五个亿，按照税法要缴纳一个亿，那么这一亿就不用交了，甚至大后年还是一个亿税，可以继续抵扣，抵掉两年。

这样也是为了分化瓦解富商豪族勋贵系统，让主动投靠的分享更多减免。

当然税率的具体算法，肯定后续有时间可以慢慢再讨论，不太可能真的按照“纯利润按比例纳税”的办法，毕竟这个时代没有相应的会计制度，也算不出对方的纯利润是多少、成本是多少。

所以，从类型上来类比，工商税收的肯定不是“增值税”而是“营业税”，就按照汉朝旧制，从目前的“市税”上改。

这些具体说起来就复杂了，真到这一波仗打完再说。

反正汉朝此前就是有作为常法的“市税”（在特定市场区域交易，收2%交易税），以及理论上作为法外临时措施的“关税”，但绝无手工业生产环节的税，未来肯定要慢慢梳理、统一。

（关税在春秋战国时以过诸侯国之间的边境关隘才交，秦统一后理论上都是一国，不该缴关税。汉初也为了政治正确，显示天下一家商人流动没有‘出境’，所以也不收关税、只收市税。

但西汉后期没钱花了，加上东汉大部分时间，都事实上法外恢复关税，也是每过一个郡封国边境、或者朝廷有都尉驻军的关卡，收货值的2%。进入战乱后各方诸侯为了筹措军需，再法外加重比例，也都很正常，有加到10%甚至更高的。

另外一贯以来的“市税”也只是理论上按营业额交，实际上是有监管市的官吏、行会组织包税的。也是因为查账困难直接征收成本太高，包税人就按照去年这个市的销售额估个数字、给官府交2%，官府认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