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国通使频繁。”桃夭夭道。

李从璟沉吟不语。

荆南虽自据一地，但历来尊奉中原王朝，只不过南平王高季兴实在是小人。大唐伐蜀时，曾令高季兴为西川东南面行营招讨使，高季兴自请攻打忠、万、归、峡等州，李存勖允之，谁知战争发生时他却坐山观虎斗，按兵不发。

之后蜀地被平，高季兴更是大胆劫掠从蜀地运往洛阳的财物四十万，杀死押运官数十。前些时候李嗣源遣人前去荆南诘问此事，高季兴满口抵赖，拒不认账，竟说押运官是自己落水而死，应该去问河神。李嗣源含愤不已，只是眼下不便兴师讨伐，不了了之。怎料高季兴得寸进尺，竟然向朝廷索要忠、万等州，要将这些地方划入荆南。

“吴国如何？”

“不见动静。”

李从璟抬头，问莫离道：“蜀地不可放纵，荆南不可不提防，莫哥儿有何见解？”

他知道原本历史上，孟知祥在蜀中称帝，而荆南最后投靠于吴国。当时大唐正值李嗣源在位，对两者皆有过应对之举，只是最终结果却差强人意。难道这是因为李嗣源继位之后，大唐反倒不如李存勖在位时有实力吗？李嗣源既有明君之誉，不会平白无故容得孟知祥、高季兴逞能。此中原因何在？只能是国内忧患未除，而国势未强也。

孟知祥称帝是许久之后的事，但西川独立却早得多，而荆南投效吴国，也就在这两年。

李从璟当然不能坐视历史如此发展，两川不用多言，就说荆南，虽地狭，不过弹丸之地，但因位处江陵，治所位于荆州，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日后大唐要攻打吴国等江南诸侯，如若手握荆州，便能顺流而下，大军直逼金陵、广陵，这是最为妥当、有效的行军之策，也是历史中北方攻打南方的习用之法。故而大唐必须要将江陵握在手中。

莫离轻摇折扇，缓缓开口：“两川方为王师所平，孟知祥不过摘人果实罢了，在两川并无根基，三年之内，倘若孟知祥胆敢公然反叛朝廷，拥兵自重，则朝廷以大义晓于蜀地，遣三五万精锐之师击之，何愁不能平也。”

“荆南，弹丸之地，地少主忧，犹如财少人疑，主忧则思利，高季兴索地是也，人疑则左顾右盼，荆南与吴国交好是也。对待荆南，宜缓图急击也，朝廷不动他则已，动则必不给其反应之机！”

莫离这番话分析的在理，李从璟闻言点头，深以为然，当然他熟知历史，所以能看出其中疑虑，“三年要有五万精锐之师伐蜀，不容易。要稳定高季兴，不让他投靠吴国，又不能给他土地，同样不容易。”

五万大军，说起来似乎不足为道，实则不然。要知道，当初郭崇韬伐蜀，也不过领军六万。这六万人里，地方节度使的兵力就占不少。

首先，此五万大军需得尽皆精锐。孟知祥非是王衍，他既有意霸占西川，自然励精图治，虽无根基却也不容小觑。王师伐孟会比郭崇韬伐蜀难得多。

自大唐入主中原以来，朝廷中央军主要是六军与侍衞亲军。说起来似乎兵强马壮，实情却并非如此。六军与侍衞亲军，各军人数并不多，又担负皇宫、洛阳戍衞之责，能用于征战的军力能有三五万就不错。眼下朝廷征战，主要是还是依靠节度使。若非如此，李嗣源起兵时仅数千兵马，后虽然一时纠集了一些人，仍旧兵力单薄。倘若洛阳有精锐之师十万，岂能未战先逃，李嗣源又焉能如此轻易成事？而李嗣源因众刺史、节度使成事，也正说明节度使军力之盛。

李存勖的六军与侍衞亲军，经李嗣源起兵一事，本就没剩下多少，其中从马直等军，李嗣源自然不会用，是以现在洛阳兵力实则空虚得很。五万精锐，大半要新练。

朝廷之所以不能有十万精锐中央军常驻，根由何在？说到底，无非两个字：没钱。

李从璟在幽州谋划遏止契丹国势此等惊天大事，以九州之地，三四年间也仅扩军一万，这还是在他呕心沥血、励精图治的前提下。这也是为何大战开始后，军队一直不停募兵，不停往前线补充兵员的原因——幽州压根没有增加常备军的实力。之后战端大起，若非得益于“以战养战”和渤海战后财物支持、契丹赔款，仅是战后抚恤，军械修复一项，就够幽州破产。

最后，一旦中央军外出征战，皇都兵力薄弱，就给了心怀不轨之辈可乘之机，即便没有此辈人，仅是骄兵悍将作乱就足够让人担忧。因是，得国政稳定，才有这五万精锐之师出征的余地。

“正因如此，目前朝廷工作重心，才该在内政上，而不是急于对外征战。固本培元，方是长久之策。否则一旦战端开启，不仅胜负难料，国家恐怕也将再度陷入大乱。”莫离轻摇折扇，“但却也不能坐视两川、荆南生变。对此，离有三策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