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璟接到闽地平定的消息时，并没有觉得如何惊喜，这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值得夸赞的地方，也只是战事进展颇快罢了。

然则闽地平定，却意味着有一项计划该被提上日程。

“闽地偏狭，王审知在治理闽地时，除却劝课农桑发展农事外，也曾大兴海商，吸引南海（涨海）的商贾到闽地来买卖货物。”李从璟把冯道、莫离、夏鲁奇叫来，跟他们说起这项规划，“如今王师平定闽地，长乐、泉州等地的商贾买卖，应该重新兴办起来。”

冯道知道李从璟素来重视商贾，天成新政中本来就有发展商贾的政策，如今大唐平定江南虽然时日不长，但各州县商贾的繁盛，却是已经恢复到了很是兴旺的程度，官道之上商贾往来，更是络绎不绝。

冯道赞成道：“闽地物产不多，正合适互通有无。”

李从璟却摇摇头，“非是闽地物产不多，才要大兴商贾。兴商，这本就是我朝该有的国策，而要使得商业真正发展起来，通商海外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今日，朕要在长乐、泉州设立市舶司，把商业的兴盛程度纳入官员政绩考察范围，来日扬州、明州、广州，都要如此，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

“这还不够？”冯道怔了怔。

李从璟点点头，“凡此种种，只不过能鼓励通商罢了，还不能引起海商大兴的浪潮，更引不起商贾争相远赴海外，在海外建立商业版图的浪潮。”

冯道哑口无言，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商业版图”这个说法。

实际上，在李从璟的规划里，“商业版图”叫作“商业帝国”更加合适。只不过后面这四个字说出来，在当下就显得太过骇人听闻了些。

“陛下打算如何实现这等规划？”莫离简单直了的问。

“很简单，允许商贾为官。”李从璟语出惊人。

不出意外，冯道立即惊讶的反对：“昔年，太宗定文武官六百余员，谓房玄龄曰‘朕以待天下贤士，工商之流，不可处也’，懿宗欲以乐工李可及为左威衞将军，而朝臣进谏，以为不可。工商之业，固然可兴，但以工商之流为官，恐怕天下之人争相从商牟利，长而久之，只怕大唐无读书人矣！以臣之见，朝廷如今兴办学院，学院学生不乏精通商事者，彼辈足以管理商贾，万不用以商贾为官！”

李从璟失笑，“宰相言重了，且听我详细道来。商贾逐利，鲜有礼义报国之心，若使朝廷轻易授商贾以官，重商贾而轻士子，则天下之人，的确会争相舍弃圣贤之言，转而投身市集，久而久之，难免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但朝廷允许商贾为官，却与此不同。”

“学而优则仕，此为国家选拔官吏之道，不会变。然则国家选拔官吏，却不必局限于此。将士血战沙场，为国立下功勋，不同样可以授官？朕的意思，是使于国有功者贵，于国无功者贱，于国有用者为官，于国无用者……使其于国有用。”

“商贾之辈，若愿修缮水利、道路、桥梁，这也是利国利民之事。授予散阶，使其贵，令其受人尊敬，但不授职官，不让其掌权、理事。如此，一方面可以提高商贾地位，使得商业兴盛，另一方面，也可引导商贾向善利民，变无义之商贾为有义之商贾。”

“当然，更重要的，是树立一种道德标杆，让天下子民都知道，凡利国利民者，国、民必尊之。你我君臣治理天下，说到底，依仗的无非是‘引导’二字。大唐何以有律法？何以要惩治触犯律法之辈？无非是引导百姓不要作奸犯科；大唐何以重礼仪？无非是引导天下人忠义守礼、和睦相处；大唐何以重读书人？无非是引导百姓读书识礼、立志报国。”

李从璟顺了顺衣袖，继续道：“但这还远远不够。天下事千千万万，天下人万万千千，朝廷皆要引导之，但又不能一个个去耳提面命。所以，朝廷必须要尊重一个原则：凡是利国利民的，要正面引导；凡是害国害民的，要反面引导。”

“譬如说，今日有人横死街头，而百姓裹而葬之，官府必要嘉奖，如此，则可收获劝人向善之效，这便是利国利民之事。但若明日横死者家人来，责怪安葬他的百姓，说百姓偷了死者身上的财物、或者说是对方让死者横死的，该当如何？若是死者家人有铁证，则官府当详查，若是死者家人无铁证，则该将此辈投入牢狱。何也？若不严惩此辈，则良善者受辱也，试问日后谁敢为善？岂不是引导百姓不识恩义？不识恩义之辈，谈何利国利民？”

“允许商贾被授予官阶，则天下人不复轻视商贾，再加之朝廷有鼓励之策，则商贾如何不兴？天下人，人各不同，有人擅于读书，有些不擅长。朝廷既然有心让天下人都成为利国利民者，又怎能关闭百姓报国的大门？天下没有贤才吗？天下缺少爱国者吗？非也！不是天下没有，而是朝廷自己遗失了！”

“一言以蔽之，天下乱贼频出，是朝廷的问题；天下礼崩乐坏，是朝廷的问题；天下没有贤才志士，还是朝廷的问题！君王掌神器，而若是让朝廷将天下治理成这番模样，君臣皆是国家罪人，理该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