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百里接到游击纵队和保安部队收复佛山的战报之后，立即命令这两支部队撤出县城，在四周乡村隐蔽待命，同时通报全军嘉奖，并上报军事委员会，请求授予李务滋中将军衔。在孙百里看来，地方的部队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日军的轻敌造成的，如果固守城池的话，日军肯定会大举反攻，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不过，地方部队的表现还是让孙百里和战区司令部感到非常欣慰，有这么忠勇的地方部队支援，广东的抗战形势和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于是孙百里紧急从福建调运一批反坦克枪装备李务滋的部队，并抽调了五十名军官去整训部队，同时，第12集团各部也抓紧时间休整补充，准备收复广州。

日本东京大本营鉴于第21军在广州地区遭到中国军队的巨大压力，从本土调遣两个轰炸机中队进驻广州机场，增强空中力量，同时从关东军抽调一个步兵旅团前来增援。安藤利吉收缩兵力，在广州附近形成重兵密集的态势，接着抽调精锐部队组成两个步兵联队的突击部队，然后严密监视外围的中国军队，等对方露出破绽之后就给予致命一击。

1938年12月初，在日军攻占广州之后，日本天皇在东京召开御前大臣会议，中心议题是分析中国在武汉、广州失守以后的形势，制定日军对中国作战的方针策略。

天皇对形势的判断是：帝国于1938年秋季，以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实施攻占广州及武汉的积极作战，并取得了显赫战果。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权依然迷梦未醒，残存于西边数省，力图恢复其战力，建设从新疆到四川的补给路线，且在法属印度支那寻求补给港口，继续坚持抗战以挽回颓势。然而，在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我方如果采取适当的施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因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政权创造良好条件，支援其成长，是我军为达到战争目的的重要作业。对华战争的本质属于持久战，对沦为地方政权的蒋政权，与其一味以武力深入穷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战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

日本天皇和大本营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已经降格为地方小政权。同时，他们尚有力量一直进攻下去，只是觉得一味深入穷追没意思，才停下来不追不打，而专心建设所谓的‘新中国’。可是实际上此时日本陆军在国内的兵力，仅有一个近衞师团，完全唱着空诚计。而在中国已经配置了30个师团，完全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甚至有些日本战略家承认：对华作战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之主力即已达到攻击的极限，如果想彻底击溃中国军队的话，还需要扩充更多的师团。

然而，迷梦未醒的日本天皇和大本营基于这种乐观的形势判断，制定了新的对华战争战略指导原则，其核心要点是：第一、日军从战略进攻阶段转变为长期持久战阶段；第二、日军应采取局部作战，重点打击集结在江西湖南等地的中央军主力和粤北福建的第十九集团军，以确保占领区。第三、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

日本方面用主要精力在占领区扶持新的中央政权，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然而，日本要重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权来取得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必然要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经过多方考察之后，他们看中了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的第二号人物——汪精衞。

在日本方面看来，汪精衞自清末以来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很有些德高望重的份量，现在又在执政的国民党中身居要职，不但对中国中上层人士有号召力，就是在海外华侨当中也要想到的影响力，他的妻子本身就是南洋巨富的女儿。只要汪精衞愿意出马收拾残局，中国上下必然热烈拥护。待一个以汪精衞为首的‘新中国’一建立，就把蒋介石的抗日政府孤立起来，日本征服中国的大业，也就圆满完成。

一贯反对以武力与日本相对抗的汪精衞，在武汉、广州失陷之后，其反对抗战的意图更加露骨。他认为中国再打下去，用不了多久必然全部变成日军的占领地，既然如此，不如在尚未彻底失败之前，与日媾和，尚能保持一些力量，争取一些‘自立’的条件。等到和谈取得结果之后，日军撤出占领去，中国在日本的大力扶持下再奋发图强，再行建设，再争取完全的独立自主，再与外强争个高低。但是，在国人积极主张抗战到底，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抗战鼓劲加油的一片喝彩声中，汪精衞自感无法说服蒋介石，更没有力量左右执政的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因此，决心孤注一掷，挺身而出收拾残局，走‘保种保民’，走一条‘和平救国’、‘曲线救国’的道路。

早在1938年10月下旬，汪精衞就暗中派亲信高宗武、梅思平去上海与日本特务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密商罢战媾和之事。

10月20日，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汪精衞由重庆出走，然后，汪、日双方相互發表和谈声明。

11月30日，天皇批准了‘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其基本内容为‘新中国’承认‘满洲国’；华北、蒙古为日华军事合作特区；长江中下游地域和华南沿海为日华经济合作特区；规定‘新中国’之政权形式为分治合作。在附属条款中，还要求中国赔偿事变爆发以来日本国民在中国所蒙受之权利、利益的损失。

12月18日，汪精衞和夫人陈壁君，以及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陶希圣、曾仲鸣等人，趁蒋介石到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之机，从重庆乘飞机，经成都到达昆明，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下，包租一架飞机逃往越南河内。

12月21日。蒋介石正在陕西武功主持军事会议，向西北将领们传达南岳军事会议精神，突然接到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从重庆打来的电报，说汪已去河内，与日方商谈和平。

蒋介石看到电报之后十分吃惊，因为汪精衞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部身居要职，突然出走河内，必将引起轩然大|波，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使国民政府分化瓦解，使抗日阵线精神崩溃。他急电云南省主席龙云，询问详情，并让龙云转交他给汪精衞的电报，劝汪回国，勿搞和谈之事。蒋介石又急电正在河内进行国事活动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面会汪，力促汪醒悟回国，不要被敌人所利用。

然而，汪精衞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寻求‘和平救国’之路，拒绝回国。